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停摆。值此变局关键时刻，凤凰网财经、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SAIF）、国际金融家论坛（GFLF）等强强联手，启动2020财经云峰会，以“全球经济与政策选择”为主题，邀请政商学企界嘉宾通过线上形式解析全球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5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国际金融家论坛主席张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白重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院长姚洋等8位顶级高校学者围绕“重新展望2020中国经济”“‘疫后’产业新格局”两大议题展开分享讨论。

以下为观点精粹：

第一议题：重新展望2020中国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超级大调整，市场巨震直接导致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全球九大核心央行同步采取超级货币政策操控模式。这种力度前所未有，是史诗级的超级对冲和超级宽松。有市场人士质疑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力度不够。他指出，不能简单复制欧美超强度的货币宽松政策，通过大水漫灌来对冲疫情影响难以达到既定目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的运行和疫情的防控是相契合的。

刘元春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五重下行压力的叠加。第一，疫情的持续蔓延依然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压力；第二，全球疫情的蔓延以及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会对外需、产业链、供应链带来超级的冲击；第三，我们还要面临下一轮金融震荡的冲击，特别是世界资本流动、汇率调整的冲击；第四，我们还要面临传统的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等；第五，复工复产之后面临着有效需求大幅度的下滑，必须要进行对冲，不然就可能出现第二轮的停工停产。

对此，刘元春建议货币政策应进行再调整、再定位：首先，货币政策要积极配合更加宽松、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资金上进行定向的帮扶；第二，要在资金成本上为财政提供支持，为经济主体这一种非常态的经济运行提供资金支持。一季度中国GDP增速-6.8%，但银行业的增加值依然是6%的正增长，说明整个经济运行的金融成本还居高不下。要降低金融成本，在利率上要有明显的调整，帮助大量企业在资金成本、财务成本上能够轻装上阵。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新冠疫情冲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中国以至对全球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表示，疫情对经济冲击的持续时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国内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经济在逐渐恢复，但全球的疫情还不能说已经进入拐点，下一步的状况难以判断。

另外，这次疫情可能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全球经济可能会进入一个新轨道，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会进入一个新的轨道，全球治理、区域之间的合作可能都会重构。从这点来看，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就有了新的内涵和新的条件。

刘尚希对2020年中国经济持谨慎乐观态度，预计可以实现2%-3%的正增长。他表示，中国经济已经高度置入全球化体系中，在全球需求和供给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中国势必也会受到影响。从需求来看，经历了国外疫情的冲击，现在又面临着国外需求的萎缩，给中国外向型企业、产业带来巨大冲击，沿海地区订单大幅度减少。从供给来看，受疫情影响，国外正处于隔离的状态，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均受此影响。

中国该如何应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刘尚希建议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政策，另一方面是改革，以此来解决当前的一些紧迫问题，比如就业问题，市场主体问题，产业链、供应链问题等。通过保存量，保基本民生，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分析认为，此次疫情将对消费、中小微企业和就业三个领域产生重大冲击：首先消费已经变成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个推手；关于中小微企业和就业等问题，国家统计局第一季度公布的失业数据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里面可能有大量还未真正复工复产的农民工，而且很多企业虽然复工但没有复产，还存在很大的隐性失业风险。

疫情爆发后，国家推出的货币政策力度空前，为什么整个实体经济感受仍不是特别明显？他分析背后主要的原因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是特别通畅，央行释放的大量流动性并没有惠及到中小微企业，没有解决消费不振的问题，同时对就业的扶持力度不够。他建议应当统筹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的资金，同时鼓励地方政府探索一城一策的做法。针对基础市场主体环节，建议成立中小微企业的稳定基金，通过财政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直接给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针对出口部门，建议通过财政政策拨出大概5000亿人民币的资金直接支持出口企业。同时，他还希望发放新基建专项债券，国家划拨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部分等。他还建议可以采取双重的消费激励方案，针对低收入群体、因为疫情受到冲击的失业群体，甚至包括疫区的民众等，发放现金券。

“应该及时果断地出台力度更大、更有针对性的宏观政策组合，规模应该提高，时间点越快越好”，刘俏表示，“这对未来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扶贫工作都有很大的意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是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各国经济的各个部分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他和大多数经济学家持相似观点：最严重的冲击可能在中小微企业。

黄益平分析，中小微企业目前面临的并不只是资不抵债，而是流动性即现金流断裂，这是很多中小微企业在过去这段时间里所遭遇的最大的问题。这将导致系统性问题，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的原因，因为这很可能会是产生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源头。此外，我们要支持中小微企业，背后更重要的含义是它们贡献了80%以上的中国城镇就业岗位。如果中小微企业出现问题，很多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出现问题。支持中小微企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支持社会稳定。

黄益平同时分析认为，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整体在下降，但仍有三个亮点值得关注：一是消费或成为下一轮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二是数字经济在危机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宏观经济受到冲击的时候，数字经济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影响，新基建的投资将带来新的数字经济发展的高潮；三是疫情过后，世界经济格局也许会发生一些结构性变化。

第二议题：“疫后”产业新格局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兼执行院长、国际金融家论坛主席张春表示，中国今后的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创新驱动，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金融是科技创新的两大支柱。张春认为，疫情后全球矛盾可能会激化，中美之间或许会有一定程度的脱钩，可能会对中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但也会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机遇。高等教育和金融这两个产业中更大的改革和开放可以带来更大的发展，可以更好地为继续走全球化道路服务。

对于高等教育领域，张春建议开放多种办学模式，可以借鉴国际上的一些其他模式。比如在世界上排名顶尖的一些大学，当中有很大比例是美国的私立大学，他们鼓励用民间和社会的捐赠来创办世界一流的大学。中国不能完全照搬，但是可以借鉴。

而谈及金融，张春认为，中国金融产业有三方面的挑战，分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创新型企业的上市问题以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他认为，在疫情以后，这三个方面可能会有更大的改革和开放的机遇。具体来看，张春指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要坚持新的方向，这个方向主要通过金融科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手段，包括结合供应链金融。中国在金融科技尤其是支付领域已经走在世界的前沿，所以我们要继续探索和创新这个方向。在过去两三年，这些方面步子走得慢了一点，可能更多的是考虑风险，当然风险肯定要考虑，但是仍有很多值得创新的空间。

中国资本市场的培育、发展和壮大要考虑怎么样让创新型企业更容易地在资本市场融资和上市。去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试点了科创板和注册制，最近又推广到深交所。疫情以后，因为种种原因，例如逆全球化的一些矛盾和争议，会对境外上市企业带来一些问题和风险，不排除有不少企业要回归，甚至一些新型优秀企业会选择在境内上市和融资。张春强调，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遇，但是现在科创板和注册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因为注册制和科创板，企业上市的条件相对放松，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通过对企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时候要有更严谨的淘汰机制，因此退市制度要尽快地提上议事日程。

张春还建议将上海自贸区的新片区作为试点，建立人民币金融自由贸易港，对境外全面开放，但是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完整的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汇率市场、衍生品市场，鼓励境内外的企业都来进行人民币的投融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提出，疫情后，全球产业新格局可能出现十大趋势，分别为世界各国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安全的重视程度大幅度提升；大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可能会倾向于自给自足，小国的供应链可能趋向于本地化和区域化；大国强化对全球科技主导的能力可能成为新的趋势；制造业的本地化和服务业的全球化深度融合；国际的大三角产业分工格局出现快速调整；产业链东移的步伐加快，东亚从全球制造加工基地开始转向全球市场；全球产业布局的区域化趋势明显；养老健康、医药、人工智能三个产业成长性最好；产业分散化；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成为产业布局的新增长点。

张燕生提出，这十大趋势的出现与消费、投资的新趋势相匹配，疫情下，加强合作非常重要，要想战胜新冠病毒，科学、技术、创新非常关键。

张燕生认为，仅从新冠疫情角度看，哪个地方的新冠疫情稳定，这个地方的产业链、价值链恢复就快，经济社会生活正常化就快，因此开展合作就更早。中国抗疫趋于稳定，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盟地区也趋于稳定，因此东亚可以稳定国内产业链、畅通供应链和提升价值链。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白重恩表示，想让经济恢复正常需要改善生产和消费的环境，保护有较好发展前景但短期受到冲击面临困难的企业，保护金融体系以及保民生。

白重恩提醒，在考虑实行举措时，要特别注意尽量避免短期的刺激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过去曾有过教训，有时候为了保增长采取了比较强有力的措施，当期保增长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长期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白重恩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居民支出需要作出结构调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到40%，从全球跟其他国家相比较低。对比于G20中大的经济体，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几乎都高于50%，还有一些高达70%。未来经济想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增加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此外，白重恩表示，产业结构需要作出调整的还有城市化相关的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贸易相关、数字经济。白重恩认为，数字经济能够给每个人带来好处，需要加快新基建的建设速度并且掌握节奏，同时对传统基建保持谨慎。因为传统基建虽能创造需求，短期内解决一些就业问题，但需要考虑到传统基建的长期影响以及是否能帮助到发展前景较好的企业。如果这方面把握的不好，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院长姚洋表示，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非常大，最重要的冲击是消费领域，一季度零售总额下降了19%，此前经济下行的时候主要是企业信心不足，所以用信贷扩张等常规手段就能提振企业信心。但此次疫情期间，实行这种扩张的货币政策已有两个多月，实际效果却不是很明显，原因是消费零售下降太多，企业订单不足。这种情况下，用增加投资的方法会取得一定效果，目前新一轮投资对提振中国的需求起到了一定作用。

姚洋认为，疫情后中国经济会出现一些新的领域值得注意。中国由于复工较早，产业链暂时断裂的影响较小，反而会促进中国中等核心零配件行业发生进口替代，国内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得到提高。姚洋判断，疫情后，中国商业模式出现较大变化，其中新基建领域值得关注。

对于目前热议的全球是否存在“去中国化”的倾向，姚洋认为，全球化不会停下来只会发生调整，不要把这种调整看作是对准中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中国将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产业转移出去后自身产业又进行升级，对东盟的出口实际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只是国际分工重新调整，中国在往上游走。中国本身市场足够大，即使是没有国外市场，中国也可以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