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国际金融报》刊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朱宁在2014夏季达沃斯期间的采访报道，朱宁教授表示，现在中国金融改革不是“正当时”，而是要进一步提速。
达沃斯“药方”
“8这个数字在中国是幸运的象征，我们何其幸运能够分享中国这8年成长的‘红利’。”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世界经济论坛（WEF）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连续8年中国行，已经掌握了中国人的喜好。
9月10日晚，第八届夏季达沃斯——2014天津新领军者年会拉开大幕。来自90个国家2000名与会者就“推动创新，创造价值”的会议主题展开“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到底是怎么吹的？又对谁吹？巧合的是，第8年的达沃斯，正面撞上了中国八大经济隐忧： 经济硬着陆、消费动力不足、中等收入陷阱、金融断层线、创新能力不足、外商生存忧虑、互联网泡沫。
问题出现了，随后，“药方”也就出现了。《国际金融报》记者综合三天来在达沃斯会场的各种讨论、分析，各路专家、高管的会上讲、私下聊，汇成一份有份量的中国问题的“诊疗报告”。
经济硬着陆
病症：经济增长出现下行，短期内没有刺激增长的动力
药方：深化改革
“8月份M2增速为12.8%，在控制范围之内。”9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接见中外企业家时无意“剧透”了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远低于市场预期。民生证券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经济下行导致符合风控要求的企业数量减少，房地产开发贷审慎和同业创新活动放缓导致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二者共同导致货币创造内生性减弱。”“中国经济增速的确出现了下行的趋势。”9月10日，在《2014－201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发布会上，世界经济论坛高级经济学家 Margareta Drzeniek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提问时指出，“市场规模越大，市场效率就越高。然而，中国似乎没有利用好市场规模的优势。”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管理委员会成员Espen Barth Eide则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解释说：“中国竞争力排名上升的速度开始放缓，这是因为排名靠前的国家和地区相对成熟，改善空间越来越小。当前，中国经济需要避免可能发生的‘硬着陆’现象。”对于经济学家的担忧，李克强在9月10日晚上的开幕致辞中指出：“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眼前、看局部、看‘单科’，更要看趋势、看全局、看‘总分’。”李克强用一系列数字介绍了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发展，认为中国经济在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做到了稳中提质。
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4%，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3%。在增速放缓的情况下，1至8月，31个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70多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十多万人；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800多万户，带动了千万人以上的就业；电子商务、流通快递等新产业、新商业模式迅速增长；新登记注册服务业企业增幅达70%以上；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投资和生产增速明显放慢，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2%，碳排放强度下降5%左右，是多年来降幅最大的。
李克强认为：“中国经济有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我们采取的措施既利当前、更惠长远，有能力防范出现大的起伏，更不会发生‘硬着陆’”。
李克强同时指出，“并不是说我们在发展中没有困难、没有挑战，相反，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依然是艰巨的。”对于今年后４个月，李克强表示，将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不断完善和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推进结构性改革与调整，抱定壮士断腕、背水一战的决心，推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改革，着眼长远解决眼前问题。
“要提高中国竞争力，改革是绕不过的坎。”Margareta Drzeniek认为，“庞大的市场是中国的长期优势，相较之下，技术就绪度和高等教育构成了中国软件条件的主要短板，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加大创新力度进行‘补缺’。”此外，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是改革的关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世界经济论坛基金董事会成员朱民看来：“经济要想健康发展，必须有足够的透明度及良好治理，不容忍腐败。这是所有国家的主题，中国政府也开始重视提升这一点。中国反腐败的努力将为未来的健康经济增长铺平道路。”
消费动力不足
病症：消费增长滞缓、食品安全问题凸显药方：机构调整、加强立法“过去12个月，中国消费增速快速下降，个位数增长已经成为‘新常态’。”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消费品零售业务领导人韩微文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指出，“除了洋酒、奢侈品等与腐败有关的类别出现大幅度下降外，食品、饮料、个人护理和家庭护理等个人快速消费品也出现了明显下降。”中国消费市场“过冬”，原因何在？
韩微文分析说：“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黑色和灰色收入消失，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黑色和灰色收入占消费能力的20％－30％，随着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这部分消费很大程度上被压抑；二是白色收入，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从两位数向个位数下降，抑制了消费。归根结底，就是老百姓兜里没钱了。”当然，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比如消费结构出现调整。韩微文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对于这样的情况，企业必须做好自身结构调整，通过产品策略的转变，超市卖场、电子商务等新渠道铺设，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刚刚获得世界经济论坛提名、加入“全球成长型公司”社区的王品集团董事主席陈正辉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坦言：“这是对餐饮业的肯定和重视，但同时也备感压力。”“对于中国餐饮业而言，发展的困境主要是‘三高’，即高薪水、高食材、高租金。”陈正辉指出，“其中，高租金最不合理，不利于行业发展。随着互联网出现，给我们带来一些机遇。过度开发的房地产商开始转型和整合，为了增强消费者体验度，而餐饮是带动客流、增强体验的最佳方式。”当然，对于餐饮业而言，食品安全是无法回避的话题。陈正辉认为：“食品安全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困扰’。以近期出现的福喜事件为例，它出现的问题其实麦当劳是不知道的，为了降低供应商风险，麦当劳已经挑选了一家国际供应商，花费的成本要远高于挑选普通供应商的花费。”“其实，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上，政府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陈正辉看来，“通过立法和教育规范企业行为。餐饮业是一个‘良心’企业，未来，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有着大把机会，不应该自毁前程。”
中等收入陷阱
病症：人均GDP3000美元，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药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已经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苗头’。”Margareta Drzeniek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透露。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Margareta Drzeniek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动力，创新能力不足，很可能在短期内出现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如果中国政府不能解决好结构转型这道难题，中国很可能出现日本过去20年的‘麻烦’。”对此，熙可集团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朱演铭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要走到日本现在的状态还有很长时间。中国经济与日本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体量太大、机会太大，只要做对一件事，就能摆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各项工作落实下去，中国经济还会出现万马奔腾的景象，重新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在朱演铭看来，“比如，新型城镇化建设、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这是很大的机遇。其实，文件的第一句话已经点出了问题的实质：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朱演铭看来这届政府，特别是明年开始，“‘老虎’都已经打完了，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起点。”
金融断层线
病症：地方债台高筑，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药方：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国金融改革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或者拖延改革。”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世界经济论坛财经委员会成员朱宁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注意到，近期关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有所搁置。其实，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有风险，如何把握这个度很关键。现在，中国金融改革不是‘正当时’，而是要进一步提速。”除了改革的速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让与会嘉宾担忧，尤其是，日益积累的地方债务。
中国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特聘杰出研究员刘明康透露了一组数据：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平台不断累积债务，已经从11万亿升至18万亿，“其中大部分是银行的负债，这就是很大的风险”。
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高级研究员Lord J. Adair Turner则担忧地指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占到GDP的250%，一旦允许所有的坏账进行违约，无疑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大大降低市场活力和经济发展，这才是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我们是不是会看到中国出现一些违约？”在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欧冠升看来，“金融机构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发展方向，这就意味着市场将会真正地来进行一些风险的定价。目前，在中国市场进行风险定价是比较困难的，但这一点对金融业的发展又至关重要。”最近，朱宁注意到了一些新的市场现象：整个金融体系的杠杆和风险在逐渐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地方政府融资负债率，包括中央政府的赤字和负债。“这本身显示出了我们整个金融体系出现的一种需要本身的再平衡，或者再改革的方式。”朱宁进一步分析。
那么，究竟该如何重塑中国金融业？刘明康认为：“正在紧锣密鼓制订的新《预算法》将有效解决地方债务问题，透明度和适度监管缺一不可。除此之外，要继续重视对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发展，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是没有办法来帮助新时代、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怎么改革？我个人有三个主要的关注领域。”朱宁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首先是利率市场化。我们所有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现在只剩最后一项，就是小额存款利率还没有完全解除管制，恰恰这一个剩下的是最重要的存款利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过去一两年出现的互联网金融的产品，我们出现的一种信托产品、理财计划，其实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推动我们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其次，朱宁提到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发展，“债券市场发展要求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都要更多地披露自己的财务信息和财务稳定性。与此同时，债券市场的发展也可以帮助中小企业通过高收益债，通过市政债直接融资。
“更重要的是，政府提供的刚性兑付必须尽早退出。无论是在房地产市场、股市，在理财产品还是银行，都存在着政府给予太多的呵护和‘父爱式’的关照，正是因为这个关照，投资者在进行投机或冒风险，违法有恃无恐。随着改革逐渐推进，让各级政府退出隐性担保，才是重塑中国金融体系的重中之重。”
创新能力不足
病症：“山寨”货层出不穷，教育体制僵化药方：培育创新文化、改革教育体制董明珠，中国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2014年天津达沃斯领军者年会惟一一位中国“导师”。一件亮蓝色的披肩，让她在与几位男性“导师”的集体亮相中独树一帜。
对于这3天参会的经历，董明珠显得气定神闲，她说：“达沃斯是一个让中国企业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好机会。作为‘导师’，我希望分享格力在创新发展中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从与会者身上吸取世界的智慧。”创新能力不足是与会嘉宾对中国企业的一致“诟病”。
在朱演铭看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一直是走在前面的。但中国企业的创新主要在于商业模式的创新，很少在服务和产品、技术上有所作为。”他指出，服务的创新恰恰也是中国企业最缺乏的一环，应该多考虑如何能够满足消费者和客户未被满足的需求。其次，应该关注的就是产品，产品承载着服务到了消费者手中，做企业的人要多考虑如何使产品让消费者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在这一点上，美国是远远超过中国的，乔布斯就是真正做到了服务和产品的创新。”朱演铭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首先，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我们是不是理解；其次，消费者没有想到的，我们是不是也能创新出来。
以电商为例，朱演铭表示，中国在电商领域是领先的，这也跟服务的创新有很大关系，电商所推动的其实就是商业模式和服务的创新。用增值的、差异化的东西，给消费者带来方便以及新的生活方式。“服务的创新在任何时候都不是超前的，关键就是企业能不能为消费者和客户带来价值。”波士顿咨询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兼总裁Rich Lesser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新兴市场企业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与之相比，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创新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有所消退。尤其是中国的快速消费品企业，没有一家入围榜单。相比之下，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表现抢眼，阿里巴巴、腾讯公司已经成为了行业的领军者。”“中国企业仅仅依靠低成本竞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波士顿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及执行董事Carol Liao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提问时指出，“要成为领军者，中国企业必须加大研发能力，贴近消费者需求，在国际化进程中实现人才本地化，以及加快全球并购的步伐。”那么，新常态下的创新型企业如何打造？企业如何以创新来推动转型升级？
在朱演铭看来：“最关键的是培育创新文化，能够畅所欲言的文化，被权威束缚是不可能产生创新的；其次，需要不断去培育能够带来创新的人才，因此必须要对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如果教育方式还是灌输式的，就永远无法出现创新型的人才。同时，还要有文化和科技的积淀。”
外商生存忧虑
病症：中国反垄断调查呈现密集态势,引发部分外国企业忧虑 药方：依法、透明、公正监管在这个风口浪尖下，似乎听到“monopoly（垄断）”这个单词，保罗·雅各布斯就想脱口而出说“sorry（对不起）”。在夏季达沃斯期间，作为高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保罗·雅各布斯常常处境尴尬。
其实，来参加夏季达沃斯的国外高精尖企业不在少数，在一个闲人勿进的新领军者村里，到处攒动着各种大佬和创业者的身影。《国际金融报》记者虽然混不进去，但是不难想象，里面的每个人应该都在奋力地推销自己的公司，或者是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
但这两件事都不太适合保罗·雅各布斯去做，他今年一定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低调。
在“网络经济的未来”分论坛上，当被要求对垄断一事表态时，保罗·雅各布斯非常简短地表示：“对不起，我没有任何评论”。
高通在中国的境遇让不少外国投资者惴惴不安。一些与会外国嘉宾在与《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都不愿意就此事发表评论，还有一些外国投资者表示，“中国外商投资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缺乏竞争力。”对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拿起话筒，表示“可以说上两句”。为了不让鲁炜说得太“狠”，雅各布斯立刻伸出右手，向其示好。二人握手之后，鲁炜给出了中国官方的回应。
鲁炜说：“高通一半的收入是来自中国市场，如果真是这样，向高通表示祝贺，但是希望高通能与中国的半导体企业实现协同发展，对于国外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底线是不允许一些外企占着中国的市场，挣着中国的钱，却又来伤害中国的消费者和市场。”“共赢是最终的目标。”鲁炜强调称，“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会变，所以才有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所有来中国投资的企业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事实上，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开幕前一天、会见中外企业家时也曾就反垄断作出回应。
李克强说：“包括反垄断调查在内的事中事后监管是依法、透明、公正进行的。这些举措有利于中国扩大开放，让更多外资、外国产品愿意和敢于进入中国。这些措施绝不是针对某类企业，或者说是有选择性的。”
互联网泡沫
病症：科技公司估值高、初创企业拥有大量活跃用户，却并未实现盈利药方：房地产泡沫比互联网泡沫更大，谨慎投资在夏季达沃斯期间，有两件事让与会嘉宾牵肠挂肚，一是阿里巴巴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二是苹果公司新一代手机iPhone6正式发布；前者将创下史上最高的融资纪录。
事实上，今年以来，关于新一轮互联网泡沫的讨论就从未停止。从市场表现来看，这一轮科技行业的热潮与十多年前的“互联网泡沫”有颇多相似之处：公司估值高、初创企业拥有大量活跃用户——却并未实现盈利。
于是，在市场不断创出新高的同时，投资者的担忧也纷至沓来。不过，在光速安振中国创业投资基金联合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曹大容眼里：当前互联网的火热并不代表正在经历第二次泡沫。“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他在9月11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就阿里巴巴来说，它的IPO估值是比较合理的，可能有一点点泡沫，但不是太严重。”“技术创新的红利眼下正消磨殆尽。如今，几乎各个领域都充斥着无数的应用，创新正逐渐衰竭，其所带来的是价格竞争和大量的收购兼并。”在领军者村前，印度一家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这些竞争反过来又压缩了互联网公司的空间和利润。这些因素纷纷制约着互联网企业持续获得高市盈率。”在“技术展望：再次遭遇互联网泡沫？”主题论坛结束后，《国际金融报》记者在领军者村外再次遇到了朱宁。他表示，互联网企业的泡沫并不大，中国房地产行业泡沫却非常巨大，想要通过投资房地产获得大量回报的投资者需谨慎。
朱宁说，互联网企业的泡沫虽然是有一点，但是并没有太大，相反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泡沫却非常巨大，这个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从估值的角度而言，虽然目前互联网估值有所扩大，但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糟糕。从股价来看，其实互联网公司的估值比较高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技术变革带来的好处很难衡量，实际上信息技术产生了很大的价值，并且服务社会。
朱宁表示，只有泡沫破裂才知道之前是否处于泡沫当中，去年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在耶鲁大学进行了一次泡沫方面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生活在泡沫当中的人会让泡沫更大，比如400多年前出现的郁金香泡沫。
“现在互联网的股价或者是估值实际上还是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的。”朱宁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很多人都想通过投资房地产带来大量的回报，实际上这是很危险的，房地产泡沫比互联网泡沫更大，所以投资房产需谨慎。”
环境治理难题
病症：环境污染严重、绿色经济发展缓慢药方：亟须启动绿色金融，呼吁执行碳税和碳交易飞毛腿电磁车、自动感应分类垃圾箱投放垃圾、会场餐桌上摆放的“杜绝浪费”温馨提示牌，夏季达沃斯无处不展现“绿色办会”理念。
事实上，中国的环境问题一直为外国与会者“诟病”。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环境治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张晓强在“中国前景展望”分论坛上指出，中国近几年到处都在讲环境污染，众所周知，中国的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的，但是实际上不仅仅是空气污染，水的污染、土壤的污染都是非常严峻的问题。
“大多数的环境污染都是由城市人口造成的，并不是农村人口。”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球议程理事会能源去碳化专题小组理事林伯强在“中国的环境：打造中国的绿色经济”分论坛上如此表示。
林伯强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前３０年的经济增长，大概有３亿人转移到城市里，今后城镇化过程应该还有３亿左右到城里来，这是一个机会。城镇化的规划一定要把低碳的细节放进去。打个比方，自行车道，现在很多的城市都不规划自行车道，我们以前可以骑自行车，今后为什么不能骑？”“一旦适应某种生活方式再改变很困难，其实中国人比美国人节省多了，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容易吗？”林伯强认为，“其实没那么容易，但是我们新进的３亿人如何引导他们，培养一个比较好的、比较节能的生活方式。当然，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挪威国家电力公司总裁Christian RynningTnnesen认为：“中国必须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让‘底层百姓成为了最大的受难者’。”“中国政府必须启动绿色金融，并进而推动未来城市化进程中的低碳实施细节，从而达到全社会的生态文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理事会主席、全球议程理事会中国专题小组理事章新胜说，“绿色城镇化是一个巨大的机遇，而不再是简单的社会责任，通过碳交易就可以让参与者受益。”然而，对于新的发展模式的选择，嘉宾之间却有着巨大的不同：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董事长陈义龙颇为激进，主张在建立碳交易制度平台的基础上全面复兴生态能源，而一些与会嘉宾则建议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完成理想的低碳时代。
“只有政府真正启动绿色金融，才能令绿色经济发展，而启动绿色金融，就必须要强化碳交易的执行。”在陈义龙看来，“如果真正全面推进化石能源企业进行碳税、碳交易时，绿色经济的企业就变为巨大的低碳库，而低碳是资源，各种金融产品就会丰富起来，它们不会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放贷，这是年年在增值。”章新胜则透露，他的组织正在和一些国际机构洽商，计划发起建立绿色生态银行，但这需要政府的支持。“中国国家改革领导小组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摆在一起，就说明他们对问题本质有了很深的认识。”
【原文链接】达沃斯“药方”
发布时间：2014-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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