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8日，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中心举行。作为论坛的首席学术支持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SAIF）为论坛筹备提供了全方位学术支持，也有多位嘉宾出席本次论坛。其中，高金执行理事屠光绍受邀出席“全体大会二：自贸试验区功能提升与金融高水平改革开放”，并发表主题演讲；高金学术委员会主席、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瑞穗金融集团讲席教授王江，与由高金邀请的嘉宾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Christopher PISSARIDES共同受邀出席“全体大会四：全球货币政策调整与金融风险防范”，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

稳步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2013年以来，上海自贸区和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相继挂牌成立，十年来，上海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方面先行先试，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并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经验”。接下来，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贸试验区功能，推动金融高水平改革开放？如何处理好金融开放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在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二：自贸试验区功能提升与金融高水平改革开放”上得到了一一回答。屠光绍教授在论坛现场分享了作为全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亲历者的体会，并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版本进行了展望。

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回顾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非常有幸参与了上海自贸区的筹备以及前几年建设的过程，对上海自贸区十年的发展很有感触。”屠光绍表示，作为全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作用可以用“三个一”来进行概括：第一个“一”，是建立起了以深化政务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对接国际贸易投资高标准规则为引领，以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动贸易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为内容的一套制度体系；第二个“一”，是形成和提供了供其他地方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一批经验和做法，上海自贸区之后到现在全国已经有21家自贸区相继建立；第三个“一”，是促进了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上了一个新台阶，以自贸区的不断扩大、能级逐步提升为支撑，为全国更高水平开放打下坚实的基础。

金融作为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屠光绍认为，上海自由贸易区在金融开放领域突出了四个方面内容，既服务了上海自由贸易区贸易投资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带动作用。一是建起了一套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主要是分账核算的系统。二是境外融资和跨境资金流动在宏观审慎监管方式方面做了重大调整，取消了境外融资前置审批。三是推动了一些金融市场机构在自贸区设立面向国际投资人的交易平台。四是吸引了一大批机构的集聚，特别是境外的金融机构向自贸区集聚。

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版本的展望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0版本是相对于1.0、2.0版本而言，1.0版本从1992年开始，是国家首次在最高层面上提出要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开始搭建基础体系；到了2009年进入2.0版本，标志是国务院19号文件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到2020年的战略目标、战略措施、战略安排、战略协调等作出了总体部署，使金融中心建设在规模和能级提升上取得了重要成效。”

屠光绍表示，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经进入到3.0版本阶段，主要任务就是在提升能级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功能：

一是聚焦新的发展任务。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牢牢盯住高质量发展目标，为高质量发展，比如在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数字化转型以及满足老百姓对财富管理的需求等方面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服务。

二是进一步完善三大功能。一是资产定价功能。我国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产业结构以及资产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需完善对新的资产估值定价功能；二是资源配置功能。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科技创新引领和数字化转型支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需发挥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支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三是风险管理功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需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工具，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加大各金融市场包括碳市场之间的有效连接，这不仅有利于促进现货期货市场的协调发展，也将对整个金融中心风险防范、风险管理提供重要支持。

三是推动高水平开放。一是要从市场开放向制度型开放；二是要从传统要素开放向新要素开放，如数据要素等；三是要从已有领域向新领域开放，如可持续金融的领域，这既是全球大潮，也是满足中国自身发展需要，更是全球合作竞争的新高地；四是要从“边境”开放向“边境后”开放，使更多的境外资金、投资人及投资机构跟国民待遇更好地契合；五是从配置国际资金资本向配置国际资产开放，这也是建设国际资产交易平台的重要任务。“这些开放最重要的要靠制度型开放引领，这也应该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3.0版开放新进程中最重要的内容。”

当今世界，全球大变局加速演进，欧美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快速转向，幅度之大，力度之强，历史罕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冲击。今年以来，欧美金融市场“黑天鹅”事件频发，美国硅谷银行、瑞士信贷相继破产，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如何应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快速加息以及后续影响，要建立什么样的金融监管机制才能灵活应对欧美货币政策大幅度调整带来的冲击，如何应对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稳定等一系列问题被广泛讨论。

论坛上，王江教授就全球货币政策调整与金融风险防范这一话题发表观点，并接受了第一财经的采访。王江表示，金融风险从周期长短到覆盖面，存在多个维度。这其中，以月、年计的短周期金融风险，一般是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特别关注的；而长周期的金融风险往往是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段内累积形成的，征兆不明显，容易被市场忽视。“我们总谈长周期风险，但它不经常发生，反而给人‘狼来了’的感觉，但其一旦爆发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观’的，就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王江认为，在思考应对金融风险的方法前，应充分思考宏观货币政策和金融风险之间的关联。

王江指出，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虽然各不相同，但通常包括保持币值控制通胀、促进就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从历史演变来看，货币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是基本遵循凯恩斯理论的积极宏观调控政策；而后滞涨的出现，使得80年代到90年代的货币政策变得保守；上世纪90年代以后，通胀长期处于低位，以美联储为首的宏观政策又回归到凯恩斯理论。“总体来说，90年代以后的30多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促进就业作为主要目标，通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平稳，让美联储觉得可以放手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王江称。

宽松的货币政策为金融带来了什么？是资产价格的上扬。回顾历史，王江表示，前期的低息政策引发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指数在2001~2006年，从历史平均水平的110涨到了180，5年内上涨了60%，这是前所未有的。2006年开始美国房市大幅调整，触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王江称。

危机爆发以后，美联储再次采取长期的低息政策，房价短期下调以后又继续开始增长，并在2019年超过危机爆发前的历史最高点，达到210。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后，美联储采取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并不断突破历史新高，达到300以上。

特别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对长期资产价格的影响不止体现在房价上，王江表示，股市也是如此。用市盈率测算，当前美国股市略低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的历史最高水平，高于1929年大箫条之前的市场水平。因此他认为，多种情况表明，市场已经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金融风险的征兆，同时，通胀的历史性上扬，美国和欧洲货币政策的急速调整，英国国债市场的紧张和美国银行的挤兑等，都在印证这一点。

“从房地产和股市的例子可以看到，货币政策与长周期金融风险，是有很密切的联系的。当下的通胀说明经济规律没有变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长周期金融风险。”王江说。

他进一步指出，在长期持续宽松宏观货币政策环境下，资产价格对社会的资源配置和家庭的财富分配以及民生福利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会直接对经济和家庭造成创伤。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市场和经济带来的冲击仍记忆犹新，但在王江看来，当前与2008年的情况并不相同。

王江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市场中充斥着大规模、评级失效、被不断证券化且高杠杆的房地产支持证券及其金融衍生产品，大量的金融机构存在巨大的敞口，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其后，楼市下滑触动了风险的爆发。而当下，不论是对产品的风险把控、透明度，或者整体流动性上，都是不同的。

他表示：“金融业可能在不同的地方犯错，但不太会犯同样的错误。”虽然如此，王江依旧提醒金融系统要对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警惕。

“在做政策分析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联储都开始搭建量化模型，把宏观经济周期、就业、金融风险放在模型里，并用历史数据进行估测。结果显示，金融风险的成本相比就业带来的好处比较有限。这更验证了考虑宏观货币政策时，可以不用太担心金融风险，认为就算出现问题也可以应对，而且真出现问题带来的成本也不是那么大。”王江强调，这样的看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们对于金融危机的认识非常有限，并没有真正理解其发生的原因、机制和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在所建立的模型，既不能解释以前的危机，更不能预测以后的危机。真正有可能发生的风险，往往是想不到的风险。想不到的风险，当然不可能包含在模型里。”王江如是说道。

王江建议，对长期金融风险要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需要建立一套完全不同的风险评估体系。“我把它叫做全系统、全信息的金融分析评估体系。”王江表示，在这方面中国有优势，可以将每个机构在做什么、对于系统风险的影响、互相之间的关联等数据汇总，搭建一个更为完整、全面和准确的系统风险测度和评估体系。

论坛上，Christopher PISSARIDES表示，一个国家的金融不稳定性会蔓延至其他国家，国际协作可以避免全球金融体系受到过大的冲击。

如何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的蔓延，学术界非常关切。“缓解金融危机和风险非常重要，因为整个货币系统是相互关联的。”Christopher PISSARIDES表示，中央银行和政府应该更好地进行监管，将不良事件快速扼杀在摇篮中，以免扩散到其他国家中。

Christopher PISSARIDES还表示，管理货币政策最有效的方法，是让比较独立的中央银行管理，而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必须保持一致，双方应该相互合作，财政和货币政策应该携手共进。

对于中央银行是不是能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走向这一问题，Christopher PISSARIDES表示，这具有一定的争议性。“特别是在美国，这并不是货币政策的新问题，但是将来会越来越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技术增长和发展。随着经济发展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投资活动通过银行系统提供资金。”

“当前，很多公司在抱怨他们没有办法筹集到资金实现绿色转型，在这一问题上，中央银行应该怎么做？这是值得思考的话题。”Christopher PISSARIDES补充道，中央银行可以提供一些激励机制，让商业银行愿意为那些绿色项目提供融资，这的确会有一定风险，但也有很多社会益处。上海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举措，通过发展国际金融中心、设立科创板、鼓励投资于高新科技的小企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