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全球经济周期性因素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依然是结构性的，其中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劳动人口下滑和性别比的失衡以及关税壁垒和反倾销政策是三个最主要的因素。

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金融学及经济学教授、前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日前在出席上海金融论坛时针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结构性还是周期性？”这一命题给出的回复。他同时还针对这三点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中国从2012、2013年开始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魏尚进认为，讨论这一现象到底是缘于周期性因素还是结构性因素非常的重要，如果主要由周期性因素造成，总需求管理就是有针对性的处方，但如果主要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需求性的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结构性改革就变的更加重要。

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增长模式转变

具体而言，虽然周期性因素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小，甚至由于中国经济对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敏感性大于美国，同样程度的世界经济乏力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还要大于对美国的负面影响，但魏尚进依然认为，结构性因素对中国经济下滑的影响力更大，其中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劳动人口下滑和性别比的失衡以及关税壁垒和反倾销政策是三个最主要的因素。

在全球约160多个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改革开放之初仅排在倒数第二，而到了2000年左右，已经位居中游，现在则鲜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贵。魏尚进表示，工资快速上升证明了过去30多年经济改革开放增长的成功，这对任何拿工资的人都是好事，但同时也表明中国的很多曾经是世界上非常有竞争力的行业，在劳动力成本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之后已经变得没有竞争力了。印度、孟加拉、越南等拥有大量劳动人口的国家，其劳动力成本都远远低于中国，尽管目前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相对较高的生产效率帮助中国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了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产能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退出，转而寻找新的增长点已经是必然。

魏尚进说：“历史、经济学逻辑和跨国经验都表明，经济要转型增长速度就会慢下来。因为接下来的增长已经不能靠比拼劳动力成本，而需要拼新的想法、新的产品、需要提高生产效率，这要比拼劳动力成本难。这就是造成经济增速下降的结构性因素之一。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出路就是靠创新，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来抵消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

对于中国能否创新，悲观和乐观者各有自己的观点，但在魏尚进看来，前景非常光明。他表示，从投入来看，中国人均研发经费和总研发占GDP的投入，其增长速度都远远高于国际一般预测水平，实际增长非常可观，而从产出分析，中国的专利增长也非常快：“所以数据给我们乐观的信心，只要有机会，你要逼他一下的话，中国企业是可以创新的。”

但魏尚进同时也指出，即便在创新的领域里中国也需要结构改革。他认为目前在创新领域存在大量的资源错配，比如更多的政府补贴都流向国有企业，但是创新活动，包括专利大部分都来自于国内的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

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不利正在加剧

除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外，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也在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从数量来看，中国的就业年龄人口增长在2012年开始发生了逆转，劳动年龄的人口增长率由正变负，在魏尚进看来，非工作年龄人口和工作年龄人口之比和性别比例两个数据更能说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这两个结构变化都与80年代初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

魏尚进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非工作年龄人口和工作年龄人口之比在过去和现在两个阶段都呈现出非常特殊的特征：从1980年到2012年左右，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出生小孩数量减少，使得需要抚养的人口相对于工作人口比较低，所以中国出现了非自然的人口红利；但同样原因也导致了现在进入劳动市场的人口相应减少，，从2012年开始，人口数据中被扶养人口和就业人口的比例，也从非自然的有利变成了非自然的不利，而且这种不利还在加剧。

另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造成了中国初生婴儿的性别比例远远超过自然的比例，在2009年达到顶峰时新生婴儿中男女比例是119：100，正常应该是106：100。魏尚进表示；“出生的时候性别有失衡，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一定会出现失衡，这个失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目前中国平均情况下是每9个男青年里面有1个找不到老婆，要克服这个困难，提高自己在择偶上的竞争力，反应之一是提高自己的储蓄，比如买房；第二个则是多打工，多创业，或者提高自己的赚钱效率。据我们的估算，性别失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概在两个百分点。不过从2009年开始，这个失衡的比例开始下降了。”

作为应对人口红利下降的策略之一，国家从2015年底开始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对此魏尚进分析认为，普遍二孩政策对经济有何影响，要从短期、中期和长期区别看待。他指出：“在短期和中期这个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负的，因为没有一对夫妻能够直接生出20岁的孩子，所以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劳动年龄的人口并不会因为普遍二胎政策的推出而变化，反而是需要被抚养的人口增加了，因此未来一段时间被抚养人口和就业人口的比例会进一步恶化。当然，长期来看，数据最后会出现改善。”

中国应当领导推动新一轮全球化

在魏尚进看来，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之一，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逆全球化潮流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个结构性因素。在世界上传统的倡导全球化的国家出现逆全球化倾向之时，魏尚进建议中国应该向前一步，扮演更大的角色，领导下一轮全球化进程。

他表示，在美国开始停滞推动TPP的情况下，中国有机会推动创建一个全新的区域贸易体系，但是如果把领导全球化简单的看成是国际政治博弈的一个工具话，那就非常的局限。因为对于中国而言，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和制度建设中，中国是受益者。所以需要通过现在这个机会，推动全球的贸易体制变得更加开放，而不是简单的促成一个区域贸易体系。

此外，魏尚进还建议中国率先对非关税保护工具进行改革，从而促进国际贸易体系的结构改革。他解释说，反倾销体系设立的本来目的是针对跨国贸易之间可能出现的反市场、反竞争行为，但实际上往往会引进新的扭曲，成为保护主义的一个工具，而中国则是最大的受害国。

在谈到中国经济接下来几年的增长前景时，魏尚进表示，如果中国没有出现大的经济金融危机，由于人口因素、劳动成本等基本面的变化，根据国际经验的推算，GDP增长速度在逐渐下降，到2020年左右大概在5%左右，而实际增长当然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部分取决于国内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和结构性改革的力度。

（本文根据嘉宾的演讲速记及PPT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