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阳教授是新京报2013年度“中国青年经济学人”中唯一入选的八零后金融学者。他凭借严谨的学术能力，积极扎根于对现实世界的金融研究，并努力将自己的思考方法传授给学生，与中国金融行业未来的中流砥柱们一同，思考风险，发现价值，寻找用金融造福社会的密钥。

求学之路

李晓阳出生于苏鲁交界处的江苏省赣榆县。这座海州湾畔的小城虽然名气不大，但是非常宜居，山区、平原和海岸各占三分之一的面积。独特的地貌塑造了特有的民风---这里的人既有山东大汉的粗犷憨厚、敢闯敢拼，也有着江苏人的细腻敏锐，心思缜密。

家乡民风在李晓阳身上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受父辈留洋求学的影响，2004年，李晓阳在北京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之后，远赴北美，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涯。

回顾留学生涯，李晓阳庆幸，在最关键的学术价值观构建期，自己遇到了多位全球金融、经济学领域的知名学者，这些学者不仅教授学问，更潜移默化教他做人。

2006年，李晓阳来到了密歇根大学的罗斯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Jan Svejnar 和Amy Dittmar两位教授。Jan Svejnar 出生在捷克，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不仅是国际转轨经济理论研究的专家，同时也是捷克著名总统哈维尔的经济高参，并成为2009年捷克总统的最终两位候选人之一。

这位颇具传奇人生色彩的学者与李晓阳的第一次见面时，天气非常冷。李晓阳回忆说，刚一进教授办公室，Svejnar教授就很亲切地把他的羽绒服给挂起来，毫无大牌教授架子。这一举动让李晓阳一直很感动，并牢牢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之一。2008年的时候Svejnar教授对世界银行进行了访问，也邀请李晓阳去参与修正世界银行“1美元一天”的贫困线的工作。

李晓阳的另外一位导师，Amy Dittmar是现任密歇根大学的副校长兼首席财务官。Dittmar教授是美国公司金融领域的专家，难能可贵的是，她把自己的研究教学心得体会运用到了密歇根大学的预算管理和财务规划上。

两位教授的言传身教，都启发李晓阳要大处着眼，研究大的有影响力的问题，要思考研究成果如何能够改变整个社会的福利，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要小处着手，重视细节，以严谨的方法来解决大的问题。

李晓阳开玩笑的说：“这需要你像山东人那样看待问题，像江苏人那样解决问题。”

正是在两位导师的启发和指导下，李晓阳在博士论文中选择研究美国上市公司在收购兼并后如何改变原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通过大量严谨调查后，他发现，收购方通过劳动力的重组和投资项目的优化配置提高了被收购企业的生产率，同时生产效率的提升也成为了收购方股票价值变化的源动力。这篇论文发表在2013年的金融学顶尖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上。

深受两位资深学者的影响，李晓阳的研究方法论在求学期间得以逐步成熟---他倾向于对社会现实问题从金融角度进行分析，从核心劳动要素“人”的行为动机出发解剖经济现象，他也热衷于通过大样本的数据分析研究经济行为背后的利益动因；与此同时，他更加明确聚焦了实证公司金融方向的研究---因为金融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核心，金融可以通过货币资源的流动和配置来提升经济的运行效率，并增加整个社会的福祉。

“金融不是金钱，金钱是冷冰冰的，而金融是接地气的，是热乎乎的。”李晓阳说。

秉承着这种观念，他将金融视角伸到了全球性环境问题。李晓阳与合作者选择了1992年到2009年十多年间近九成美国跨国公司为样本，研究它们是否并如何利用不同环保机制，在不同国家间进行套利。经过大量分析和调研后，他们获得了巨大收获----的确，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增加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来改善自己公司的产品的清洁度，大大降低了在美国本土的污染排放。

这篇学术论文《Offshoring Pollution while Offshoring Production》因采样规模庞大、学术视角独特，得到诸多国际媒体的关注。该文后被全球顶级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录用并刊发。

李晓阳说，通过这些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的大量实践，让他更加清楚自己作为金融学者的价值和责任。“我希望发挥‘指挥’的作用---发现现实世界的需求，同时把金融工具匹配起来思考和研究，最后通过提出简单可行的金融服务方案，实现货币资源在不同对象之间，跨时间、跨空间的有效配置，从而找到金融改善世界的密钥。”

回国实践

心怀强烈责任感，李晓阳在2011年回国后，选择继续对环保等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发声，并把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等交叉学科的视角与金融创新的视角综合运用起来。

“吞噬很多城市的雾霾让人憋得喘不过气，说不出话来。在每个人都默默祈祷着等风来的时候，我开始思考，自己能够做点什么。”----李晓阳于2015年在财经杂志上发表了《金融创新治理雾霾》的开篇中这样写道。

越来越严重的雾霾天气引发李晓阳深层思考

李晓阳在这篇科普性的署名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雾霾治理需要一个“很长”（很长时间）和三个“很多”(行业、人、财力)，这四个显著的特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和金融的功能是非常吻合的。

“金融的本质就是在跨时间，跨空间的货币资源配置。”李晓阳回想当时撰文的用意时解释。“雾霾的产生源自过去二十年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很多高污染行业的能耗过度以及产能过剩。如果当时金融行业能够不把货币资金调配到这些行业，雾霾不会这么猖獗。”

他进一步分析了治霾的现实挑战：“发达国家的医学领域并不着力研究雾霾及其对人的致命伤害，各种雾霾疫苗没有办法从别的国家引进，都需要自主研发，所以决定了中国本土治理雾霾引发疾病的周期比较漫长，风险比较大。”这时候就需要运用金融工具跨期配置，要把未来子孙后代享福创造的财富放到今天；由于研发风险大，需要很多长期的资金，耐心的资金，回报能与风险匹配的资金”

李晓阳认为，现在谈论金融解决雾霾治理等社会问题，不再只是纸上谈兵，已具备了高度的现实操作性。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政府重视可持续发展绝对有利于金融工具创新和优化。政策的引导会促使专业金融产品聚集到这一领域。什么样的公司可以拿到银行贷款，什么样公司可以发债券，都会越来越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这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金融创新孵化环境，引导着投资会向这些方向去投。”

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在李晓阳看来，雾霾治理也如同一场隐形战争，可从历史中借鉴的金融工具和方法非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通过战争债券的形式进行融资。美国发行的债券名称叫做自由债券。当时流行的一句广告词是：“如果你不能参军打仗的话，请购买自由债券”。他说，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债这种形式仍然被沿用，到目前为止在英国，为“一战”融资的永续债券仍有少部分在市面上流通。

“金融的好处可以设计一些工具，如此复杂的环境问题，不能仅仅靠政府推进，可以用市场化的方式去引导。”李晓阳解释。“我们的‘雾霾战’，也可以发一些长期以雾霾治理为投向的债券，或者用债券加一些长期的VC母基金或者政府的引导资金，来治理雾霾，鼓励研发。”

育人之道

作为中国八零后的金融学者，李晓阳坚持践行金融要扎根现实世界，积极地将研究和思考扎根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兴趣。与此同时，他也努力将这种金融视角和思考方法传授给自己的年轻学生。

2017年年初，李晓阳正式成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教授，并担任MBA项目的学术副主任，他希望把自己积累的学问和知识为学生创造不一样的思考空间。

在2017年高金金融MBA项目的开学典礼上，李晓阳大胆地将全球疯卖超2亿份的拼图游戏俄罗斯方块与金融学学习作了类比，并指出“要像打俄罗斯方块一样学金融。”

五；注重短期和长期的取舍，要敢于承担可以控制的风险”

这一“投学生所好”的主题演讲，令新生们耳目一新，现场反馈相当热烈。李晓阳说，之所以采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去归纳金融学理论，是希望学生们用投身现实的视野和热情爱上金融学。

“我目前教授的主要课程是《金融学原理》、《公司金融》和《收购与兼并》，怎么让他们通过课程结合真实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从中获得启发，是我在教书过程中会经常思考的。我希望把经济学尤其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就业、工资、人力资本投资等与企业‘人’相关的因素和金融结合起来观察，希望能够让学生从中学习到一些新的视角。”

李晓阳列举了企业并购案中，并购方案设计以及股价变化等数字背后，如何增加“人”的观察维度，这些观察视角可以帮助学生学会在复杂的金融世界里，不以单一标准去考量评估金融交易的可行性。

“并购交易时，股价的变化只反映一个当时的企业价值，在并购发生后，工人的工资、工人的生产（蓝领白领的比例，是否裁员）、投资水平如何变化（有否考虑关厂），这些要素都会伴随交易的进行而发生变化。你能否将劳动力要素的变化同步纳入交易策略，这会对并购策略提供大量可参考的依据。这可能就是我和学生们一直强调的，金融是为实体服务的产业，它连接着资金端和资产端。”

李晓阳还以俄罗斯方块游戏法则详细类比了金融学投资过程的相似性。他说，“在决定把即将落地的方块用在哪里的时候，重要的不仅是现有的累积的方块布局，更重要的看到未来要来的方块会对这个动态的布局带来怎样的变化。

“VC在投资初创企业时，如何寻找它的估值参考？”李晓阳介绍，“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是关注这个行业的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的估值水平。因为二级市场估值是一级市场的指向灯。很多VC投资者在市场过热时，在各种因素的左右下，常常会仅选择关注创业企业本身的前景，忽视了二级市场投资者对已上市同类企业的估值。大部分VC都需要通过被投企业的上市和被并购而退出，由于一级市场的不流动性，理论上说，一级市场的估值水平应该低于二级市场。然而很多独角兽企业的估值水平却远高于二级市场的上市企业，这就很容易形成runaway-valuation（失控的估值），从而引发泡沫。”

李晓阳认为目前“失控的估值”在创业企业中比比皆是，不管是即将从事金融业的学生还是市场参与者，都应该要更多关注“信号”，他们是判断未来的线索。

“在外界公布的2017年关于创业独角兽估值的排名榜单上，小米、美团依旧排名靠前。但在我看来，它们的估值水平，如市盈率、市销率已经远高于美国二级市场同行业的硬件/团购公司。比如，像小米这样的企业，已经好几年没融资了，也许是因为它有足够的现金流，但是如果它再次融资出现down-round也是正常的事情（注：down-round特制投资者在一轮融资中购买同一家公司股份的价格低于上一次融资投资者支付的价格）”

李晓阳希望创业者和投资人都能认清“信号”，更清醒地意识到----低估值的融资比高估值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强，一级市场的估值也可以像二级市场的股价那样有高也有低。

李晓阳说，自己未来仍然会把研究重心放在公司金融的研究上，依然会应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研究。他最新的一个深度课题是多元族裔的董事会构成对美国企业促进研发和创新的作用。

“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美国上市公司，正在大力引入少数族裔的董事、女董事、华人、西班牙裔等越来越多这样的董事。这些现象只是企业刻意贴个多元化的标签吗？”李晓阳说，通过研究他试图解开更多的疑问----引入少数族裔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会更高。“有少数族裔，会吸引、留住少数民族的发明家，从董事会到员工，而一个team里，少数民族加白人，对于白人发明家的正向刺激作用也会更大，公司整体发明专利会产出更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发动机，也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西格弗莱德（John Siegfried）曾列举了多项案例，证明金融、经济的创新能对推动真实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碳排放交易、劳动所得税抵免、低贸易关税、更高效的货币政策和开明的反垄断政策等，这些议题的解决都仰仗于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利用自己专业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模式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