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的门徒;他是行为金融学的中国传人;他的著作成为普通大众了解投资艺术和学问的教科书;从4月中旬到5月底他通过专访专栏连续近十次警醒股市泡沫风险,并于6月初喊出了“崩盘总比预期来得早”的警示…
他就是著名海归金融学教授、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副院长的朱宁。多年来,朱宁始终不懈,著书立言笔耕不辍,将前沿的金融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把学术研究成果践行于中国的实践,以实际行动成了布道行为金融学的中国传人。
北京时间2013年10月14日下午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罗伯特·希勒、尤金·法马和彼得·汉森三人因“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分享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消息一出,身在大洋此岸的中国人朱宁成了最兴奋的人之一,这不仅因为希勒是其在耶鲁就读博士时的导师,更重要的是这是诺奖历史上第三次颁给金融学家,也是行为金融学家首次获奖。这对于从事行为金融学研究的朱宁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传统经济学研究的舆论热门人选落榜,而将诺奖史无前例地颁给行为金融学家,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然而,瑞典皇家科学院看似“意外”的决定,其实向外界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正从过去对计量问题和规范研究的重视,转向更加关注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研究。
金融新学派的诞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有效市场理论逐渐在金融学界取得了主导的地位,这期间有几篇关于有效市场理论重要的著作,有效市场的概念为大众所熟知是由于Eugene Fama在1970年《金融杂志》第25期提出了“有效的资本市场:经验实证的评论”一文,第二篇是Robert Merton1973年在《计量经济学》第四十一期发表的“多时间段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第三篇是Robert Lucas1978年在《计量经济学》第四十六期发表的“在交换经济中的资产价格”。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现实市场中“有效市场论”面临越来越多无法解释的异象(anomalies)的挑战,引发学界对决策者的理性行为假设的质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罗伯特·希勒、阿莫斯·特沃斯基、理查德·塞勒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投资者的行为分析,通过大量高质量的理论和实证文献揭示金融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和决策规律,与“有效市场假说”针锋相对,形成了以“研究心理学现象如何影响金融行为”的行为金融学派。
可以说,行为金融学是金融理论领域的一场革命。在过去的10~20年中,它同时发生在学术界和实务界。这场革命打破了传统范式(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的统治地位,构建起了新的框架和基本观念。
几乎就在行为金融学兴起的同一时期,从康奈尔大学管理学硕士毕业的朱宁,怀揣着刚刚萌芽的金融梦来到了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结缘行为金融学 - 令人艳羡的求学之路
1993年,在北京四中念高三的朱宁在填大学志愿时有些犹豫,一直酷爱历史的他却被自己的班主任兼历史老师劝说不要填历史专业。朱宁在高中选读文科,在京城出了名人才济济的四中成绩出类拔萃,所以班主任觉得他大学学历史着实有些可惜,甚至开玩笑说如果他把历史专业填上志愿表的话就不给签字同意。
当时恰逢经管和金融类学科在国内盛行,不少顶尖学子竞相报考相关专业,于是,渐渐发现自己对经济产生兴趣的朱宁也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最终顺利被北京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录取。
在北大学习的日子里,朱宁体会到了学术研究的乐趣,不过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的金融理论和实践课程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金融研究的世界那么大,朱宁便决定要出国去看看。
北大让朱宁找到了自己热衷的专业,也给他带来了携手相伴的爱情。朱宁的太太是他的大学同学,大四临近毕业俩人就规划着要一起去美国留学,最终一个选择去了康奈尔大学主修管理学,另一个则顺利进入斯坦福大学在传媒专业就读。
1999年,刚刚硕士毕业的朱宁随即来到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继续攻读金融学博士学位,在那里开启了他在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之旅,并且有幸成为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教授的高足。
朱宁与行为金融学的缘起或许要追溯到他的祖父。朱宁的祖父是一位心理学教授,早在1933年就于康奈尔大学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他也是解放前中央研究院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员,因此自小朱宁就对心理学研究有所耳濡目染。与此同时,本科和硕士阶段金融和管理课程的学习也让朱宁感受到,经济学发展方向太过数量化和简单化,忽视了很多复杂的行为因素,于是,他渐渐萌生了从事行为金融学研究的想法。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行为金融学还常常受到传统金融理论的忽视和围剿,不过朱宁坚信,贴近市场、更接地气的行为金融势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关注,相关理论和成果也将在金融市场交易策略和产品设计等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行为金融学发展至今在整个金融学科体系中的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日趋凸显。
朱宁与导师希勒一起参加论坛活动
崭露头角
七零后的朱宁无疑是华人金融学者中的后起之秀,多年来始终活跃在行为金融研究领域的最前沿,他在国际一流的金融、经济、管理等领域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权财富基金项目、Journal of Investment of Management 2013年度最佳论文奖等多项基金及奖项。
朱宁在被誉为美国“公立常春藤”名校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执教的第五年,就因其出色的研究和教学破例提前获得了终身教职。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竞争之激烈、评审之严苛举世公认,而在加州大学的标准是一般在任职的第五年方可提出终身教职评审的申请。
2008年,朱宁在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上发表了一篇题为Do Retail Trades Move Markets?的研究论文,这篇文章主要探讨散户是否会影响股票市场走势。论文通过研究散户的交易数据得出四项结论,其一,散户买卖盘差额与经纪商的交易差额紧密相关;其二,个人投资者投资行为具有羊群效应;其三,按年统计,根据散户买卖盘差额可预测未来收益,散户大量购买股票在第二年会比散户大量抛售股票业绩低4.4个百分点;其四,按周来看,散户买卖盘差额也可有效预测收益,但其结果恰恰相反,散户大量购买股票会在接下来的一周获得更高的收益,而散户大量抛售股票则收益不佳。
这一论文发表后,不但被行为金融和资产定价领域的学术研究广泛引用,朱宁还应邀到基金、投行等业界分享研究成果解读其对实际操盘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同时,他还收到了不少金融机构的工作邀约。为了将自身的研究更好地与实践相结合,朱宁曾担任雷曼兄弟亚太股票量化策略主管和香港野村证券投资顾问主管,他所带领的团队在多项机构投资者评选中名列前茅。
投资者的敌人
即便已经从耶鲁毕业多年,对朱宁来说,希勒教授在研究、教学乃至为人处世上的言传身教依旧历历在目、意义非凡。在朱宁准备博士论文期间,每一两个星期就有和已在经济学界名声鹊起的希勒教授一同精神会餐的机会,他们经常一起探讨关于行为金融、心理学以及中国经济等问题,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希勒教授的兴趣之广和好奇心之强给朱宁留下了深刻印象。而直到现在,朱宁每次去美国,师徒俩一有时间还是会相约一起吃饭聊聊各自的近况和研究。
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之余,希勒教授还尽其所能把他的研究通俗化、大众化,通过著书和演讲把经济学普及到社会大众,在朱宁看来,这也是希勒教授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正是在希勒教授的鼓励和提议下,朱宁完成了《投资者的敌人》的创作,他在书中通过大量发生在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典型实例、生动故事以及有说服力的数据,运用行为金融学理论梳理投资与心理的关系,层层剖析投资者的敌人——不安分的心态、不分散的组合、不淡定的择时、不明智的选股、不给力的基金、不理性的大脑。该著作一经发表便因其丰富的投资案例和详尽的解读分析颇受业内资深投资人士的推崇,也成为了普通大众了解投资这门艺术和学问的最佳“教科书”之一。
“我认识朱宁已有多年,他是耶鲁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当他十年前在耶鲁读书时,我和他一起经历了行为金融学大发展的时期,朱宁作为一个研究者积极参与其中。从那时起,到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和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工作,他在这个领域都是佼佼者。我相信他完全有资格为金融领域的这次革命著书立说。”希勒教授如此评价自己的得意门生。
“股市如战场,投资者需要做到知己知彼。然而知彼不易,知己更难。朱宁教授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运用大量生动而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对市场及各类参与主体非理性行为的成因及后果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阅读此书,有助于投资者走出认识误区,纠正行为偏差,在制定投资决策时理性思考,趋利避害。”中国基金界的传奇人物王亚伟在读了《投资者的敌人》之后如是说。
在朱宁看来,行为金融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运用,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投资者的行为和观念,而这将对中国资本市场下一阶段的发展,增加居民家庭的稳定收入来源,乃至帮助中国经济完成从外贸依存到内需驱动、从投资推动到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的转变,都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愿景,朱宁在行为金融学的传道授业解惑之路上大步前行。
传道授业解惑
2009年,还在筹建中的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暂时栖身于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里的一幢小楼,当时在楼道中就时常能见到一个背着双肩包,穿着白衬衫,意气风发的身影,那便是最早加盟SAIF执教的教授之一的朱宁。
回忆起离开业界全职加入SAIF的选择,朱宁说,自己当初去业界工作很大程度是希望把自己的研究和整个金融市场的实践结合在一起,在投行的确可以通过良好的业绩获得比做教授优厚得多的收入,但这并不能取代之前无论是研究本身抑或是教学本身给他带来的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
在亚太地区金融机构工作的经历,也真切让朱宁感受到整个亚太地区对于量化投资的运用限制之多以及市场所存在的诸多不完善之处,这也让他更希望可以基于自身在海外所积累的金融理论和实践经验,通过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与教学,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贡献力量,而这一想法正好与SAIF的掌门人王江以及一群先后加入学院的同事们不谋而合从而志同道合。
朱宁亲历了SAIF从无到有,学院初创时的艰辛他仍记忆犹新,为此,他由衷为目前学院发展六年来在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学术影响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自豪和高兴。
2013年12月,SAIF正式宣布进驻北京,加强上海和北京校区双中心联动,进一步辐射全国致力于打造全球第一金融学府。作为主管北京校区的副院长和教授,朱宁担负起了在这片竞争更为激烈的高端教育市场上开疆辟土的重任,尽管任务不轻但他却满怀信心。
经过近几年的艰苦奋斗,地处金融街这一对中国金融业最具影响力的决策中心的SAIF,在课程设计、师资配备、学术优势和办学理念等方面已经获得越来越多业内人士的认可和青睐,而通过在北京举办丰富多样的专业类学术交流和论坛活动,SAIF在金融监管和决策层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也日益提升。
爱早起爱运动爱电影更爱家
朱宁坦言,现在的工作强度和节奏几乎已经赶上了原先在投行的日子。除了一如既往出色地开展各项研究和教学工作,处理好学院的各种行政事务,朱宁还经常为FT中文网、《财经》、财新网等在海内外极具影响力的媒体写专栏文章,受邀担任央视财经和CCTV NEWS财经栏目的评论员,辗转全球各地参与学术交流和演讲活动,他对于金融市场热点和动态的洞悉和解读经常引发诸多主流财经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引用,日趋成为了业界的“意见领袖”。能够平衡好如此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并不容易。
朱宁是个特别爱早起的人,他习惯在清晨四五点起床先工作两三个小时,或进行学术研究,或完成专栏约稿。他笃信,一日之计在于晨,不被打扰的早晨可以让他潜心而高效地完成很多思考领域的工作。
朱宁还爱好各类体育运动,从跑步,到瑜珈,到网球,再到游泳,不管平时日程安排得有多满档,他都会抽时间做做运动,所谓“生命在于运动”,他觉得运动对研究和工作都是非常有帮助和益处的。
看电影当属朱宁除了运动之外的最大爱好了,他喜欢看各种类型的电影,他经常会在课堂里与学员们一起分享电影里的感悟和收获。电影里的场景和台词也会给他带来不少灵感和体会,这在《投资者的敌人》中可窥见一斑,朱宁写道,交易员和投资者们就会特别喜欢“参与”到投资决策里面。但不幸的是,往往大家看得越多,越容易产生盲目的自信,适得其反。专业围棋运动员中流传一种说法,叫作“长考之后出昏招”。电影《功夫熊猫》里也有一句台词,叫作“人往往是在想躲开自己宿命的路上撞上自己的宿命的”。这两句话传递了相同的意思。
朱宁还是一个顾家的好父亲和好丈夫,无论多忙碌,他每年都会抽出一个时间陪家人度假共享天伦之乐,只要不出差他都会在早晨完成工作后照顾一双儿女起床上学,晚上负责给他们讲故事哄入睡。在朱宁的心里,事业的成功和家庭的美满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他非常珍惜可以陪伴和见证孩子成长的那些时光。
勇攀学术研究的新高峰
回国之后的朱宁,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转型和金融市场改革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他的相关研究成果和观点也吸引了海内外诸多机构的关注。
朱宁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达沃斯经济论坛顾问和专家组成员,他在组委会中分享的关于中国财政状况的思考和研究备受推崇,此外,他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消费金融和金融创新领域的学术顾问,同时也是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和融资融券领域的学术顾问。
朱宁还透露,他个人的第一本英文著作The Guaranteed Bubble已经完成,该书的中文版正在译制中,预计将于2016年一季度正式推出中英文版新作。
这本新书主要阐述了朱宁对于中国金融体系中蕴藏的风险的思索,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为投资者提供了许多很安全同时高收益的投资的担保,而这种担保恰恰会引发投资者越来越忽视投资的风险只考虑投资的收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国整个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平衡。
“所谓的‘去杠杆化’其实在很大程度就是要逐渐地撤出政府对于很多投资领域提供的隐性担保。如果不退出的话,政府担保最终会导致市场的泡沫,而是泡沫就一定会破。”朱宁一针见血地指出。
朱宁一直期望并且不遗余力,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文字可以带给监管层、投资者以及市场参与者更多的参考和借鉴,正如他的导师希勒教授一直坚持的那样,将艰涩高深的金融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真知灼见,帮助社会大众主宰好自己的投资,从而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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