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FT中文网发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邱慈观的观点文章，她指出，企业与投资人都能看到公众急救领域的潜力，但却困难重重。有人会问：公众急救的事情难道不能交给政府或慈善公益机构吗？

公众急救领域的资本困局

2019年11月27日，在电视节目录制现场，台湾演员高以翔在奔跑中突然倒地，后经抢救无果，遗憾离世，其死因为心脏骤停。同年3月份，在北京东单体育馆的篮球场上，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心脏骤停倒地。所幸在隔壁场地，来自协和医院的医生正在打羽毛球。六名医生当即赶到现场，对男子进行胸外按压、AED体外除颤。随后男子被送往同仁医院接受后续救治，与死神擦肩而过。

同样是心脏骤停，一人憾然离世，一人成功存活。除了医生的及时出手外，这也离不开东单体育馆配备的AED（自动体外除颤器）。AED能够在瞬间以电击形式刺激心脏，恢复其正常跳动状态。针对心脏骤停，急救中存在“黄金四分钟”，超过四分钟，大脑将产生不可逆性损伤，同时，单纯心肺复苏，存活的成功率只有10%，假如有AED早期参与，成功率将达到74%。可见，AED的角色更是不可或缺。

此次东单体育馆的AED提供方，是一家注册在上海的公司，叫做合恩医疗。合恩医疗在2015年，就进入了公众急救领域。对于合恩医疗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存在巨大潜力的市场。

市场潜力有多大？

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个指标，即“每十万人AED拥有量”。日本为500多台，新加坡与美国各为300多台。中国尚未有官方统计数据，但我们以上海为例，AED投放量不足2000台，而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计算下来，每十万人AED拥有量不足10台。这仅仅是日本的1/50。以上只是AED的投放数量上的差异，我们还要考虑急救知识与技能的普及，公众急救体系和人员的搭建，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等问题。可以说，国内该领域的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既然市场潜力巨大，为什么我们没看到该领域的爆发式增长？据公开资料显示，合恩医疗在2015年完成了天使轮融资，此后在2019年获得了禹闳资本的Pre-A轮融资。第一反应是国内另一家急救领域的公司，在2015年由鱼跃科投及腾讯投资做过一轮融资。还有一家叫做辰邦急救的公司，成立于2015年，暂无融资信息。该领域的融资规模较小，仅在千万级别。

困难在哪里？

事实上，企业与投资人都能看到该市场的潜力，但是市场刚起步，困难重重。

对于企业而言，有效地提供急救相关的产品与服务之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才是重中之重。中国人所谓“想致富，先修路”，就反映了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而急救领域的基础设施包括消费者意识的培养、公众急救体系的搭建、配套法律法规的出台等。

对于合恩医疗，急救产品与服务的受益方与支付方是不同的。在一场马拉松赛事中，受益方是参加比赛的跑步者，而支付方是赛事主办方或地方政府。在上述北京东单救人事件中，受益方是突发心脏骤停的男子，而支付方，同时也是捐赠人，是一名北京急救志愿者。受益方范围广，基本面向大众，而支付方通常是政府、企业、捐赠机构与个人。

这与普通商品是不同的。例如，智能手机市场规模巨大的同时，支付方和受益方是重合的。公众急救领域两者的不重合，使得企业要做两件事情：一方面，要寻找到有支付意愿的机构和个人；另一方面要提升大众对急救的认知水平，从而促进该领域的发展。

一家企业投入的资本，完成了消费者意识培养后，最终会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有利于降低后来者的进入门槛和成本。消费者意识的培养，也属于一种公共财（public goods）。最终，成本是由初期进入该领域的企业承担，而好处则是全市场享有。

正由于上述现象的存在，一开始进入急救领域的企业和投资者就成了冤大头。有人可能会问：公众急救的事情难道不能交给政府机构，或者慈善公益机构吗？

其实，政府机构本身在行业政策制定和行业生态建设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新加坡民防部队不仅主导AED在公共场所的投放，还推出了手机应用，标记AED地理位置，公告突发性心脏骤停的情况。民防部队还借助“救人一命”（Save a Life）计划培训社区急救员。

当然，民间机构也可以主导该领域的发展。例如，日本救急医疗财团是急救相关的基金会，成立于1991年，为急救领域的研究提供资助，并提供相关教育与培训。它还推出了AED地图，汇集了日本各家AED制造商、销售商所提供的AED设备安装位置和维护情况信息。从发展周期看，日本从开始投放AED到“每十万人拥有量”达100台，用时七年左右。从发展模式来看，日本依赖于民间的参与，有效调动全社会力量，才达到了现在每十万人500多台的结果。

谁可以破局？

按照“每十万人AED拥有量100台”的目标预测，中国AED的需求量约在140万台左右。现实与目标的差异，仅仅依赖政府或慈善公益机构，显然是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民间资本的参与。公众急救医疗是个相当特殊的行业，该领域企业的发展可以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益，但是企业又处于发展初期，不确定性大，相对而言，风险比较高，现阶段的财务回报未必能达到市场平均水平。纯粹以回报率为考量的普通投资者不一定愿意参与，因为这里存在“回报抵让”的问题。这种抵让是指，在开拓一个新的市场领域过程中，投资者为达到预期之市场层级的社会效益，需要在财务回报上给出一定的让步。

相比于传统投资者，影响力投资者（impact investor）更愿意进入该领域进行投资。影响力投资者有主动的意图去创造积极的、可度量的社会影响力，并兼顾财务回报。在推动公众领域发展、铺垫基础建设等特定条件下，影响力投资者愿意牺牲一部分财务回报以换取市场层级的社会效益，因此可接受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财务回报率。

孟子有云：“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对于公众急救的相应企业而言，没有影响力投资的资本就难以扩大规模；对于影响力投资者而言，其推动社会前行的积极意图在投资上就形成”舍我其谁”的本质。从另一视角看，为了与”舍我其谁”的精神相辉映，影响力资本具有一种“外加性”（additionality）：倘使我不投资，还有谁投资?这种外加性反映了影响力资本在新市场领域之任重道远，当其他类別的资本畏首畏尾，不愿承担更多责任时，它却勇猛精进，流向资本匮乏之处，以创造最大的社会影响力。

在很多情况下，当商业资本因风险过高、回报期过长而不愿进场时，慈善组织会弥补空隙，把公益捐赠导入市场。但此处一般人会问到，相比于公益慈善，影响力投资的资金使用效率是否更高呢？亦即，同样的一块钱，投资是否能比捐赠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呢？换句话说，当公众急救领域的发展，政府及公益机构都有参与时，怎么衡量影响力投资的效率呢？

针对于此、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先锋聪明人基金（Acumen Fund）提供了一个方案，叫做BACO，即以最优慈善选项（bestavailablecharitable option）作为比较基准，以凸显影响力投资与传统慈善之间的差异。影响力投资相较于BACO，具有财务杠杆优势、企业效率优势、技术创新优势。通过BACO比率，亦即影响力投资与BACO的单位社会效益比值，我们可以确定影响力投资的“效率乘数”。例如，聪明人基金曾经以非洲抗疟蚊帐为例，旗下基金投资一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BACO的52倍，即BACO比率为52。这足以显示，影响力投资者在其中所能发挥的巨大能量。

总的来说，在市场拓荒阶段，企业参与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公共财的特性，也反过来制约了初期企业的进入和发展。这个时候，怀着“舍我其谁”精神的影响力投资者可以成为破局人。从资金的可得性和效率看，影响力投资者是公众急救领域的重要参与方。国内影响力投资先行者都须深谋远虑，打破资本困局，启动公众急救医疗领域的投资，而未来发展值得进一步关注与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