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上观新闻发布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朱启贵的观点文章，他在文中指出，国民经济核算是一根“指挥棒”，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导向作用，在其背后反映了不同时代发展观的变迁。

思想者｜朱启贵：这项实施30多年的制度今年将退出历史舞台，背后涉及哪个重要问题？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多重要？

与指挥家指挥乐队需要乐谱一样，政府“看得见的手”调控与管理经济，需要科学、系统、全面、及时、准确的国民经济运行指标数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就是因政府宏观调控与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确立一系列核算概念、定义和核算原则，制定一套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指标体系、分类标准和核算方法以及相应的表现形式，形成一套逻辑一致和结构完整的核算标准和规范。通过统计数据，它系统地反映国民经济从生产、分配到交换、使用的经济循环全过程，以及各部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联系。

在经济学领域，20世纪初以来最伟大成就之一是创立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它，“看得见的手”调控与管理经济就无从谈起，国家治理将寸步难行。它好比一张“乐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只有依据这张“乐谱”，才能科学有效指挥，从而演奏出宏观调控与管理的华美 “交响曲”。当今世界，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富国还是穷国，无不重视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

历史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推荐两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是国民账户体系（SNA），它建立在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上，为市场经济国家调控与管理服务；二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它为计划经济国家经济管理服务。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计划经济国家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尤其是苏联解体和经互会（CMEA）解散，MPS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逐步走向消亡。现在，世界各国普遍实行了SNA模式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不同发展观引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　

SNA模式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如果考察历史，就会发现，不同的发展观引领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变迁，从而形成了四个版本的SNA。

（一）1953年SNA：适应经济增长观需要。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它的形成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当时的经济发展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帝国主义走向崩溃，世界各地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独立国家。这些国家在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之后，开始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它们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振兴国民经济，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因此，各种以经济增长至上的发展战略由此形成，如“赶超发展战略”“起飞发展战略”“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等等。这些战略的共同特点就是强调工业化，将经济增长看作是国家发展的核心任务。经济增长观的战略目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增长观认为，GNP的提高可以自动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最终消除贫困现象；经济增长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民主化；经济增长了，也就有了平均分配的前提，社会的其他目标也就自然会实现。

为了适应经济增长观的需要，联合国于1953年发布“国民账户体系及其辅助表”，即1953年SNA。这个版本的目的在于制定一套标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便提供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报告国民收入和生产统计的框架。

（二）1968年SNA：适应社会发展观需要。

上世纪70年代后，开始出现对经济增长观的反思。有识之士认为，社会发展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经济、科技、社会和个人的全面综合及协调的发展过程。经济增长观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对人的其他社会福利方面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社会发展观有三个特征：第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这二者是同一发展的两个方面，不能顾此失彼。经济发展是社会其他发展的物质前提，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第二，强调发展的整体性。社会发展观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由人口、资源、环境、政治、经济、科技、教育以及其他相关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其发展不是各个部分发展的简单总和，而是各要素之间的协调运行过程，最终要达到总体的最优发展。因此，任何方面的发展都必须从人类社会整体的角度去考量，某一部分的发展不应以牺牲另一部分的发展为代价，不应妨碍发展系统的协调运行，而要以服从整体的发展为前提。第三，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者和决策者，同时又是发展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因此，社会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他都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

由于发展观的变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修改1953年SNA，从而形成1968年SNA。与1953年SNA比较，1968年SNA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心设计和开发国民账户；二是建立总量分解的经济模型，为经济分析和政策服务。主要表现是，引入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国际收支核算和资产负债及国民财富核算，并辅助于研究与开发（R&D）核算、社会核算矩阵等，从总体上满足了社会发展观的需要，提供了度量社会发展的社会指标体系。

（三）1993年SNA：适应可持续发展观需要。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倡和普及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观的最重要进步。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观的需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修改1968年SNA，制定并出版了1993年SNA。

与1968年SNA相比，1993年SNA不仅框架内容有较大的变化，而且更新了一些概念和术语，以满足可持续发展观的需要。其创新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经济核算为中心，建立环境核算卫星账户体系；第二，增加对人类福利的影响要素的核算与分析；第三，强调对非正规经济的核算。

（四）2008年SNA：适应包容性增长观需要。

包容性增长是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在包容性增长观下，2008年SNA应运而生。它涉及世界社会、经济、科技、环境、政治等领域重要的国民经济核算最新前沿问题。2008年SNA的变化是为了与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方法论研究的改进和用户的需要更加协调一致：结构上的变化，满足新经济环境的需要；各种议题和核算内容的调整，吸收了方法研究的进展；与其他国际统计手册的协调及2008年SNA在全球执行力的加强，保证了与用户需求更好的衔接。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适应不同时期宏观调控与管理的需要，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MPS模式、MPS与SNA混合模式以及SNA模式。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宏观管理和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产生了许多新需求，加之大部分国家及地区已经执行2008年SNA，因此，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需要创新发展，以适应新形势需求。于是，在系统修订《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于2017年7月获得国务院批复实施。

但正如上面我所提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迫切需要加快10个方面创新发展，有些我们已经在做了，有些未来要加紧做。我主要列举其中两个方面。

一是完善GDP核算方法。《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中提出“把研发支出计入国内生产总值”，当时曾引发媒体较大关注。有人也许会问，这样的调整是为推高GDP吗？它将给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怎样的影响？世界各国实践表明，研发活动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其资本属性十分明显，因此，我国参照国际标准，将研发支出由原来作为中间消耗不计入GDP修改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GDP，从而鼓励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推进科技创新，引导发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此可见，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方法，而且有助于缩小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际新标准及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统计数据的国际可比性。更重要的是，实施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将其由中间投入调整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GDP，具有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这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客观反映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的需要，是统计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宏观决策和宏观管理的重大措施。

二是今年年底我们马上要实施的一项改革举措，即建立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制度。自1985年我国建立GDP核算制度以来，全国的GDP和地区生产总值采取分级核算制度，即国家统计局统一核算国家GDP，地方统计局核算地方生产总值，经国家统计局审核后发布。由于统计能力不强、经济现象的多样性和政绩考核的“唯GDP论”倾向等原因，我国的GDP核算数据经常饱受诟病。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我国将于2019年底实施普查年度（即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2020年1月开始实施季度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与全国数在总量、速度和结构上的基本衔接，把差率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这项制度有助于增强统计工作科学性权威性，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准确性，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何刮起“绿色风”

除了上述两点，我还想重点谈一下建立资源环境核算的重要性。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早在上个世纪初，经济学家就开始研究自然环境的评估、经济增长与国民福祉之间的关系，并发表论著，其中，重要影响的论著包括威尔福德·伊莎贝尔·金的著作《美国人民的财富与收入》（1919）、阿瑟·塞西尔·庇古的著作《福利经济学》（1920）和所罗门·法布里坎特的研究报告《资本消耗与调整》（1938）。这些经济学家共同认为，国民收入不是衡量人民福祉的理想指标，因此，在核算一国的国民收入或产出时，应该同时估算自然资源的损耗和影响。

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及发布《21世纪议程》起，我国开始重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问题，国家统计部门、环保部门和高等院校的学者深入探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方法及制度。经过多年的努力，国家统计局等八个部委及总局于2002年联合颁布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考虑了环境与经济的联系，将自然资源界定为“在我国境内所有自然形成的，在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可以被开发利用以提高人们生活福利水平和生存能力，同时具有某种稀缺性的实物性资源总称。”该体系采用“附属表”的方式构建了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以反映主要自然资源在核算期期初和期末两个时点的实物存量及核算期内的变动情况。

2015年，国家环保部参照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2012》的框架与方法，重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核算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环境成本核算，同时开展环境质量退化成本与环境改善效益核算，全面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环境代价；二是环境容量核算，开展以环境容量为基础的环境承载能力研究；三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开展生态绩效评估；四是绿色发展政策研究，结合核算结果，建立符合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模式，提出政策建议。

未来我们还需要完善国际收支核算，服务开放发展；完善收入与消费核算，助推共享发展；建立新经济核算，助力新动能成长；建立代际核算，服务公共经济管理；建立社会资本核算，促进政治和社会建设；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支撑经济金融风险防范；拓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应用，测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业绩。这些举措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其适应新经济发展，有助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同时，使我们的公共财政政策更具有可持续性，不会出现“寅吃卯粮”。

其中，作为防范经济金融风险、保障国民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国民经济核算还承担着全面掌握国家财富和负债状况，弄清国家“家底”的重任。国家资产负债表综合反映国家资产总量、资产结构、负债总量、负债结构以及资产与负债的关系，同时分别反映国内主要经济主体的资产与负债状况。通过资产负债表中负债项目，可以分析和判断国家经济总体和不同经济主体的风险情况，对防范风险具有极其重要参考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变迁与发展观的进步是一致的。比如，GDP是国际上广泛用于衡量经济运行业绩的指标。但随着发展观的演变，人们认识到GDP所反映的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改善不同步，为了科学合理测度发展、财富、幸福和政府政绩，必须建立一系列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如新发展理念考核评价体系、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评价体系、幸福指数和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等。而这些，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