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证券时报》刊发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张春的观点文章，就当下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张春从模式、机遇和挑战作了深入解读。

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模式、机遇和挑战 

张春，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曾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管研究的副教务长、荷兰银行风险管理讲席教授。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担任金融学教授17年，作为“文革”后第一个到美国大学执教金融学的中国学者，被授予终身教授。他既是第一个从新中国到美国大学执教金融学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在美国大学取得金融学终身教授之后全职回国工作的学者。

张春目前的研究领域是公司金融、宏观金融、中国的产融结合、国际金融体系。此外，他还是世界银行咨询顾问，曾为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美国贝氏堡公司、大都会公司等众多企业提供咨询。多年的海外工作经历使他对中美两国经济和金融的运行体系有着深刻的见解。本文中，他着重选取了金融科技的发展这一侧面，正本清源式梳理了从金融到金融科技发展的业务逻辑，辅之以美国同类业务的对比，指出了中国金融科技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了相关的监管建议，这在金融科技发展面临种种乱象的当下极具警示和借鉴意义。

2017年被称为金融科技年。一边是国有大行纷纷牵手互联网巨头，布局金融科技，以携手应对科技进步带来的新型竞争格局；另一边则是互联网巨头回归科技本源，以科技驱动传统金融业变革。这一年，传统金融的边界不断被打破，信息技术与金融开始了更深层的融合进程，但科技的边界何在、深层融合如何克服“基因错配”和“水土不服”等问题，仍值得深思。

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强化金融监管，促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金融科技近年来发展迅速，衍生出种种模式，在某些模式上，中国已取得领先优势，这些优势又带来在更多方面弯道超车的可能。但必须注意的是，金融科技高速发展的背后也产生了诸多乱象，积聚了诸多风险，金融科技的监管与创新也已步入提质减量、优化市场结构的阶段。因此，如何规范金融科技的发展，平衡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关系，考验着从业人员和监管者的智慧。

Fintech的中国机遇当前，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技术的普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当下迭代，金融业也正在大步迈入一个Fintech（金融科技）时代，而Fintech在驱动传统金融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催生出了更多的金融业态，金融与科技的全面融合正在提速。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近年来金融科技公司批量赴美上市，看似固化的领域，比如支付领域，其利益格局也逐渐开始瓦解。一些金融科技公司的数据库被注入个人征信系统，金融底层设施逐渐告别空白，信息孤岛正在打破。与此同时，金融监管政策越来越趋向于严厉，监管的加速对全面肃清现在的现金贷、网络小贷、P2P等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金融科技方面，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可谓领跑世界，尤其是移动支付或第三方支付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发展最快、普及程度最高的。不少高科技互联网企业开始发展金融业务，在过去若干年里纷纷开设或者投资各种各样的金融公司，如蚂蚁金服从阿里巴巴的支付宝业务开始，逐步扩张版图，业务范围涵盖银行、保险、证券等，腾讯、百度等也开设金融板块并拿到相关牌照。此外，实体企业也利用产业链的上下游，利用它们在上下游当中的核心地位和资源场景开始做金融，即供应链金融的模式。以上两种是较为典型的，当然还有其他模式。

与传统金融机构对比，互联网和高科技企业做金融优势何在？风险何在？困难何在？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在组织架构包括文化管理上如何协调？在科技与金融加速融合的当下，有必要考虑和梳理它们的盈利模式，并思考其中隐藏的风险。

中国在支付领域之所以发展迅速，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很不到位，尤其是对小企业和个人而言，若不在征信系统内，企业缺乏信用记录，就无法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相较而言，在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信用卡发达，便捷程度高，移动支付的需求并不强烈。正是征信的缺失为移动支付创造了巨大的机会。

此外，监管的相对宽松是移动支付等金融科技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过去一段时间，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行业被当作创新加以鼓励，这为金融科技的成长带来了宝贵的窗口期。但今后一段时间金融风险的管控会成为更重要的主题，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尺度如何把握，是监管接下来的重要议题。

从国外的经验和案例来看，尤其以金融最发达的美国为例，从上世纪30年代后，实体企业想进军金融尤其是银行业，基本不被允许。沃尔玛是全美最大的零售商，但其进入金融业务的尝试始终未获批准；通用电气作为美国实体企业涉足金融的代表，只能发短期商务票据获取资金，不能开设银行活期支付账户；谷歌、Facebook等科技巨头中，只有亚马逊试水了小贷业务，但与国内的京东金融相比，亚马逊金融业务的体量极小。

在探讨中国模式前，有必要梳理一下传统金融机构常见的盈利模式，作为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对比。

传统金融机构最基本和最常见的盈利模式包括四种：一是信息优势，银行活期支付账户提供的信息可用于降低和控制风险。二是通过多元化资产配置对冲风险，不同行业的风险不同，多元化企业的融资成本会比较低，但也会带来管理成本。三是利用高杠杆进行扩张。高杠杆的原因在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一般低于股权融资成本，实际上，不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都有一定的激励加杠杆，尤其是受政府担保的金融机构，加杠杆的力度会更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金融机构的杠杆高达三四十倍。但高杠杆容易积聚风险，国家应该对这种盈利模式加强监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禁止。四是高期限错配，短期融资成本比较低，长期投资的收益比较高，一定的期限错配会带来更高的收益。

实际上，能够真正把第一个优势也就是信息优势做好的金融机构并不多，大多数金融机构是靠后几种模式盈利，这也就是金融本身不稳定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后两种盈利方式需要政府加强监管。

中国Fintech的盈利模式虽然技术升级带来了业态的升级，也必然带来更多盈利方式，但在很大程度上，金融科技的盈利模式实际上是与传统金融机构一脉相承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信息技术型。新金融利用大数据来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控制风险，互联网企业沉淀了海量用户数据，对用户有更深刻的了解。但究竟有多少企业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打一个问号，真正做到这点有很多难处：二是产业链模式，利用产业上下游的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特点来控制风险，国内的京东，国外UPS快递和沃尔玛就是这种模式。

除以上两种类型外，还包括多元化型、高杠杆型、高期限错配型等，但后几种与传统金融差别不大，利用多元化、高杠杆和高期限错配降低融资成本。甚至还有中国特有的一些现象，如监管套利和关联交易。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企业并不是真正用高科技来做，而正是用了高杠杆、高期限错配甚至关联交易等手段，这些方式积聚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必须予以严厉监管。

金融的核心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是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性来提高风险识别和控制的能力。金融科技要做好，一定要把前两个方面做好，以信息技术型盈利模式为例，新兴的信息技术型企业和平台积累了大量传统金融机构不一定有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有效识别和降低融资的风险。如支付宝积累的移动支付信息可以帮助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弱势群体，发展普惠金融；以京东和沃尔玛等为核心企业为供应商等增信发展供应链金融，减少供应链条上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Fintech的挑战

在以上两种模式中，金融科技公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由此延伸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这种模式下传统银行起什么作用，如京东和沃尔玛等核心企业为小企业提供信用，核心企业完全可以不依托银行，而是自己成立一个金融公司来为自己的供应商提供贷款。此外还延伸出的问题是，科技公司成立的金融公司与银行有何区别？科技公司与自己成立的金融公司是什么关系？是否会出现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这便涉及到一个企业内部的组织架构。

用大数据控制和识别风险能够降低融资成本，同时，这种盈利模式在组织和管理上也存在一些挑战。金融企业多元化的收购兼并牵扯不同的业务单元，如何实现组织上的合作、信息及优势共享，存在一系列问题。此外，在企业文化和管理上可能也存在冲突。

以美国花旗银行为例，花旗银行于1999年和2000年与一家保险公司合并成立花旗集团，开展混业经营，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但仅大概3年后，花旗银行即于2003年将保险公司及资管业务出售。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两块业务的文化、管理模式和薪酬模式都是不一样的：投行业务需要强激励，奖金多，固定工资少；保险则恰好相反。

金融科技公司要重视和解决金融和科技结合可能带来的组织、管理和文化方面的挑战。科技公司来做金融，内部存在一系列管理问题、组织问题、薪酬体系问题需要解决。要通过组织和管理真正的创新来发挥这些机构解决信息不对称性的优势，必须要有组织和管理上面的创新，才能真正把这些好的信息利用起来。拿了全牌照后又回归传统金融去搞高杠杆、高期限错配的案例有很多，这种金融科技是不行的，金融科技也需要像传统金融机构一样加强监管。

此外，还有风险控制上的挑战。首先是怎样控制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实体产业和金融之间风险传递的问题。美国不准许产融结合，在一定意义上也是1929年大危机的教训。当时是有金融实体寡头觉得传递风险太大，目前这在经济学上也没有一个定论的研究，但如果把金融和产业结合得太紧，这种风险传递的可能性的确存在。其次是信息泄露的风险。这个风险越来越受重视，特别是在一些非常注重隐私的发达国家，这也是一个全球的问题，前几个月Facebook出的问题更说明了这一点。最后是大平台自然垄断的风险。比如移动支付现在两家巨头足够大，2/3的流量都在这两个移动支付平台中，两个其实还好，还有竞争，但是毕竟有一些问题，如何使用需要加强规范，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挑战。

中国金融科技今天的发展已经在挑战现存的监管理论框架了，而且实践已经走到了理论前面，需要更科学地引领世界的潮流，尤其是金融监管的潮流。这意味着包括理论在内的监管体系都要有更创新型的拓展，在金融系统性风险理论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究竟什么样的实体企业做金融会有什么样的系统性风险，哪些风险不是真的系统性风险，是可以通过市场化解的。另外企业的边界理论也需要拓展，企业的边界究竟是由物流、资金流还是现金流决定的？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就可以知道到底是隔离现金流、物流还是隔离信息流可以化解风险。最后就是传统的反垄断理论也需要拓展，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垄断性究竟有多高，和金融联手以后是不是会使它更具有垄断性？

总而言之，金融科技公司利用大数据包括人工智能等优势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模式来做金融有很大的潜力，甚至在某一些领域可以超过发达国家，监管者对此要有开放的心态。金融科技公司要通过组织和管理方面真正的创新来发挥其解决信息不对称性的优势。现在有很多金融科技公司虽然有此潜力，但它们并没有真正地充分地实现它们的信息优势，而是拿了金融牌照之后继续靠传统金融的高杠杆和高期限错配来运作，甚至进行监管套利。真正的创新是比较难的，要从大数据中挖掘出来一些新的内容来控制风险和减少风险，让本来得不到融资的企业和老百姓获得金融服务，这才是金融科技长期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作者在SAIF金融论坛·北京站上的演讲实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