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陆家嘴》刊发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教授邱慈观的专栏文章，文章认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主要贡献落在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饥荒的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人民幸福的量度等领域。他通过人所拥有的能力及享有的自由来看人的幸福，更依此建立了一套能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具体方法。

话说阿玛蒂亚·森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33年出生于东印度孟加拉邦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为达卡大学化学系教授，外公是古印度学专家。因社会动荡及种族矛盾，阿玛蒂亚·森幼年时接触到贫穷、饥荒与不平等，对他日后思想有重大影响。

阿玛蒂亚·森二十岁赴笈英国，就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修经济学。念博士学位时他就被请回印度大学执教，后因奖学金理由而重返英国修习，以伦理学为研究重点。1959年获博士学位，师承货币经济学及发展理论大师琼·罗宾逊。1972年后的十多年里，阿玛蒂亚·森先后在伦敦政经学院及牛津大学执教，且于1987年被哈佛大学聘为讲席教授。1998年至2004年间，阿玛蒂亚·森受聘三一学院，成为该院首任亚裔院长。其后返回哈佛大学，任职至今。

在专业学会方面，他曾先后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印度经济学会会长。

阿玛蒂亚·森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对公平、正义、贫穷、人的发展等都有研究，主要贡献落在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饥荒的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人民幸福的量度等领域。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这段期间，阿玛蒂亚·森以发展经济学及社会选择理论为研究重点，后者因诺奖得主肯尼斯·阿罗而得名，尤以其“阿罗不可能定理”最广为人知。阿玛蒂亚·森证明了定理成立的情况，也延伸了社会选择理论。

1981年出版的《贫穷与饥荒》一书构成，由探讨权利系统与剥夺的散文形成，该书以权利关系的概念，解析贫穷与20世纪的四次大饥荒，包括阿玛蒂亚·森九岁时所亲见的孟加拉大饥荒。书中指出，饥荒非因欠缺粮食而发生，而因分配粮食之内在机制的不公平而发生。特别是，阿玛蒂亚·森以具体的统计数字，说明孟加拉国大饥荒时的人均粮食生产额高于先前的非饥荒年，但包括工资下跌、失业率上升、粮食价格飙涨及粮食分配不佳等社经因素，却造成饥荒。针对一般的“食物供给方法说”——饥荒由食物供给不足所引起，阿玛蒂亚·森通过严谨的逻辑论证予以驳斥，表示以这方法研究饥荒不仅会掩盖事实的真象，还会造成错误的公共政策。

更重要的是，阿玛蒂亚·森在书中所提出的自由、能力等概念，也是他整体学术思维的关键。自由方面，他所发展的“能力导向法”（capability approach）把重点放在“正面自由”（positive freedom，亦译“积极自由），即某人能做某事的实际能力，而非一般经济学中所谓之不受干扰的“负面自由”（negative freedom，亦译“消极自由”）。某些情况下，这种正负区分尤其重要，譬如孟加拉大饥荒，当时劳工未受干预，能买粮食的负面自由不受影响，却不能正面自由地去做某些事：他们缺乏营养，也不能逃离死亡！劳工之所以欠缺能力，乃因需求拉扯造成的粮食价格急剧上升，令其（以工资交换粮食之）交换权利严重受损。

换言之，某人挨饿系因他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而《贫穷与饥荒》使用的权利系统方法就强调，在一个公平社会里，每人都应有能控制（含食物在内之）商品组合的权利。从权利方法角度，不同阶层人民对粮食之支配与控制，其能力差异反映于一个社会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则取决于社会特性，其中包括法律、政治及经济等维度。这看法有政策意义：处理粮食危机时，政府不能仅以粮食救灾，而更须稳定物价，且弥补灾民收入上的损失。

阿玛蒂亚·森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建立在能力概念上，而这概念源于其《选择、福祉与量度》、《商品与能力》、《生活质量》系列的著作。依其背后理念，每个社会都应致力于衡量其公民的具体能力（concrete capabilities），以了解人们享有价值活动的自由，而这才反映出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具体地，每个社会都须准备一个清单，列出应赋予人民的基本能力，而社会发展应反映在它对推进人民享有自由所做的努力，而非仅反映在推进经济活动上。

1999年的《发展即自由》一书中，阿玛蒂亚·森继续发展其能力概念，指出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设施、社会机会、透明性与保护型安全在内的五种自由，而人的发展应反映自由的提升，而不应只是经济发展。他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与对贫穷及不平等的经济量度，最后形成了联合国开发署之《人的发展报告》，每年以具体的社经指标对各国发展排序。

阿玛蒂亚·森获诺奖的时点，突显了学界对价值意义的反省：他获奖前两月，美国爆发了长期资本公司（LTCM）事件。这家对冲基金公司专以债券利差做套利交易，其三位关键人物中的两位——斯坦福大学的斯科尔斯及麻省理工学院的默顿，因以新方法研究衍生金融商品的价值而获1997年诺奖。1998年LTCM对利率走向预测错误，造成投资人严重亏损，波及面大到足以引起金融风暴。后由美国政府涉入，与多家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对LTCM提供流动性，以纾缓危机。

1998年八九月时，LTCM事件连续多天被《华尔街日报》以头条新闻报道，其中除说明事实外，还对两位1997年诺奖得主冠“价值偏颇”的封号，且质疑其定价模型的效用性。媒体更呼吁金融界要发挥同理心，不能只为高端客户服务，还须顾及普罗大众。当时关注诺奖的人士就猜测，1998年诺奖评审将会更谨慎，选出一位对生命有终极关怀、倡议伦理价值的学者，而10月初诺奖肯定了阿玛蒂亚·森的贡献，也符合外界预期。

思考幸福的真谛，在西方哲学及经济学里历史悠久，从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乃至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以及《论自由》之作者约翰·密尔，都念兹在兹，衷心关切。阿玛蒂亚·森通过人所拥有的能力及享有的自由来看人的幸福，更依此建立了一套能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具体方法。2010年他在（与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合写）《衡量公民的幸福》的报告里，指出了传统GDP指标的问题：它只反映一国的经济活动，却忽略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这份报告正点出了阿玛蒂亚·森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他发展了能力导向法的理论，再透过物质与精神两个构面，将其具体落实为一套衡量幸福的综合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