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正值科学的春天降临中国大地。年少的他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满怀投身科学的梦想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面对来自全国各地高考状元间的激烈竞争,他并没有退缩,而是在学霸们相互砥砺的乐趣中如鱼得水。
他是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中 (China-United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简称CUSPEA项目)最顶尖的一员。该项目运行大约十年间,仅有千名精英学子有幸入选。
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专业,却在以第一名成绩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毅然放弃转学金融;回国前,他曾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美资银行工作,负责金融经济研究、金融政策分析和投行业务等,见证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与巨变;回国后,他一次次站在风口浪尖,投身互联网和金融科技相关领域创业,对于自己每一个“非典型”的路径选择,他从未后悔,而他就是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SAIF)实践教授胡捷。
拥抱科学的春天,CUSPEA计划改变命运
1978年的春天,是新中国科技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春天,也是被当年的科研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永远铭记的春天。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郭沫若更是以诗人的豪情预言:“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这一年,胡捷正在成都七中读高一,考入彼时承担着为中科院培养储备科学家使命的中科大学习,是许多和他一样的学霸们的梦想。胡捷的物理启蒙很早,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医生,成长在知识分子聚集的环境,家庭从小就对教育非常重视。在他读初中的时候,隔壁邻居就是一位特别优秀的物理学教授,这使得对物理学感兴趣的胡捷在初中时就已把高中的物理课程全部学完。
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观念盛行的年代里,胡捷如愿进入了当时孕育中国科技新生力量最顶尖的学府,学习最为前沿的科学理论。他以当年高考全省前三的成绩成为了中科大近代物理系在四川唯一录取的学生。他这样回忆道,“那个时代成绩稍微好一点的学生都受到杨振宁、李政道的影响,觉得学数理化才是正经的,学物理则是皇冠上的明珠,我一路就是瞄着这个去的,我念的系对应的就是做原子弹的研究所。”
不同于本科四年的学制,胡捷所念的近代物理学专业培养计划是五年制,旨在用五年的时间达到硕士生的学业水平。而他随后参与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可算其学术之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可以说改写了像胡捷这样一群学霸精英的命运。
1979年,李政道先生来到北京,目睹国内科技落后和人才断层的现状,他多方奔走精心设计了CUSPEA计划。在没有托福和GRE的年代,他架起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优秀学子赴美留学的第一座桥梁。
1984年,也就是胡捷本科毕业的前一年,CUSPEA项目已经在全国各知名高校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甄选,中科大物理系更是强手云集。“先由学校预选,然后再考物理和英语科目,我顺利通过了,毕业后就去美国读研究生了。” 对于突破重重竞争进入芝加哥大学的经历,胡捷却描述得非常平静。
转攻金融,是兴趣也是现实使然
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列奥·卡达诺夫(Leo Kadanoff)是胡捷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对他非常器重。假如人生照此研究轨迹走下去,胡捷很可能已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中流砥柱,这也恰恰是父母对他的殷切期待,“学校走廊上陈列着一长排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鼓励我们向科学进军去拿诺贝尔奖,父母也一直是这种期望。从我过去的经历看,似乎我也应该在物理学方面有所成就。”
然而,在芝加哥旁听了一些金融和经济学的课程后,胡捷渐渐发现,原来在国内尚处萌芽期、鲜少有学习机会的知识领域,竟然如此有趣。多年来在物理学领域培养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数学基础,亦令他在理解金融理论和研究金融市场时游刃有余。他由此认定,更深入地研究金融学,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能量,人生的道路在物理之外亦有更多可能。
于是,在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物理学博士资格考试,只要写完论文就可获得博士学位的情境下,胡捷决定放弃继续攻读物理并及时转向金融学,毅然选择进入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攻读金融学博士学位。那时物理专业的学生转学金融非常少,胡捷的抉择在当时并不多见,他形容自己当时“非常忐忑”。
“母亲给我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说她很失望,非常伤心。当时国内仍处于计划经济的时代,对父母而言,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要去学的金融到底是什么东西,一点都不了解。”胡捷说。放弃成为物理学家的既定学术路线,选择一个对于当时国人来说非常陌生且新兴的金融领域重新开始,胡捷似乎从一开始就喜欢走“非典型”路径挑战自我。
另一个终身难忘的记忆是恩师卡达诺夫的推荐信。胡捷表示,打算放弃物理学的时候整晚都难以入眠,不知道导师是否会同意。最后,导师对自己的选择表示遗憾却答应帮忙写推荐信,“那封信前面部分都是对我的肯定,看得我不觉落泪。最后一句也很客观,他说‘这个年轻人将来在他所选定的领域里一定会非常有成就,只是我不确定他以后是否真的喜欢目前所选的领域。’”
实际上,胡捷转向金融学也因面临现实的窘境。一是研究物理的黄金时代(1900-1930年)已然过去,回头看几乎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面对几近饱和的物理学教授资源,作为博士进入高校晋升教授之路也异常艰难。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由于经济下滑和公众对科学用于战争态度的突然转变,造成研究资金被大幅削减。很多原本打算终生献身于基础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们,如果还想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就不得不成为“流动劳动力”——在需要的时候,在不同的大学和国家实验室里从事临时性低报酬的学术研究工作。对于胡捷而言,放弃物理是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理智的决定。
进入金融王国的胡捷将研究聚焦于奈特不确定性对于金融资产定价以及金融市场动力学的影响。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方向?在他看来,能被单一随机概率分布描述的不确定性称作风险,传统金融理论对于风险如何影响资产定价和金融市场动力学有很多的研究,而当一种不确定性不能被单一随机概率分布描述时称之为奈特不确定性。胡捷表示,奈特不确定性是“比风险还要不可捉摸”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充满了奈特不确定性,但金融理论对于奈特不确定性的研究却非常粗浅,所以希望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
从公理化的决策论出发,胡捷建立了一个包含奈特不确定性的跨时段金融资产定价模型,以统一的解析解,统一解答了有效市场理论中资产定价模型无法解释的三个难题:超额的股市回报、过度的资产价格波动、平均资产回报率在时间轴上的负相关性。他还建立了一个包含奈特不确定性的金融市场动力学微观结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奈特不确定性如何可能导致市场的泡沫与崩溃。
胡捷的研究为行为金融学提供给了一套实用性较强的数学模型。“对于当时主流的有效市场理论我是不认可的。我应该算是比较早介入行为金融学研究的学生,用模型去阐明有效市场理论缺陷。”
告别美联储,逆流而上创业
博士毕业后,在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和美联储之间,胡捷选择了后者。他在亚特兰大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担任多年的高级研究员,负责金融经济研究和金融政策的分析与推荐。通胀波动、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股市非理性繁荣、金融稳定等都是九十年代美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棘手问题,而美联储作为宏观调控部门承担着平衡稳定物价等多个目标的重要角色,这段工作经历也让他对金融市场发展的洞察更为深邃。后来在美资银行从事多年的投行业务,则令胡捷对金融市场的交易与波动的理解更为直接与深刻。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金融市场无论在中国经济发展还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都担当起日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市场中也出现了许多异象,比如股民在股市中的各种高度投机行为、各地不断攀升的房价、很多企业和机构高涨的杠杆率,以及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各种理财产品。
“不管是书本上学到的基本金融理论,还是过去在美国实践中领悟的精髓都让我明白,任何国家的金融发展都逃避不了那些基本规律。中国金融市场也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尽管中国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精细化程度相比还有很远的距离,但这个发展过程是必须的。观察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需要基于中国现实的状况,我没有那么困惑,觉得挺自然的。中国当前发生的事情,世界上的国家都经历过,阳光之下并无新事。”胡捷淡然解释道。
以股市为例,美国股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参与者也是散户,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才开始逐渐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而这距离1792年梧桐树协议也已有百年的发展历程;当前,国内A股市场仍以散户主导且数量及其庞大,而整个散户的认知和情绪直接影响到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行使权力的方向和目标。胡捷指出,美国操盘的基金经理基本上都经过商学院的专业训练,一个基金在建仓前要提交内部报告并需经过各种评审,其决策是被理论指引与约束的;但在中国股市弄潮的大爷大妈们,他们的投资决策可能是在跳广场舞时聊出来的,这样呈现出来的投资行为就特别非理性。
他并谈到,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一个奇迹,不过目前面临的压力较大,大家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经济层面,中国过去几十年GDP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然而,当前贸易摩擦带来的直接冲击已经显现,更令人担忧的是贸易战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敌对;金融层面,宏观杠杆率高,债务违约高发,潜藏的风险不可小觑。
在美国央行和外资投行工作多年后,胡捷依然不走寻常路。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硅谷正值互联网和通讯产业发展初期,如同早期的淘金者一般,无数技术人员都在这里寻找创业机会,他们并不知未来的科技巨头正在车库中运筹帷幄,也不知道其后的风暴山雨欲来。胡捷毅然放下华尔街打拼的一切,再度决定转型开始创业生涯并踏上了互联网大潮的风口浪尖。
然而,2001年硅谷互联网泡沫破裂,胡捷初创公司的前景也蒙上了阴影。“当时看到互联网的机会,把我给忽悠下来,从此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创业的时候什么都经历过,说起来也不过是每一个不同阶段的选择。”胡捷回到北京继续投入了浩浩荡荡的电子化潮流中,建立和运营北京诺德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从事审计及税务稽查软件业务,为中国的金融科技推波助澜。这家公司2006年被中国最大的本土管理软件厂商用友集团旗下的用友审计软件公司收购。
拥抱金融科技,回归学术研究
从科学家到金融监管研究员,从投行精英到企业管理人,这还不是胡捷职业生涯的全部身份。自2010年起,胡捷在长江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多所高校教授金融相关课程,如《互联网金融——科技驱动的金融创新》、《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等,其研究涵盖了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等领域,逐渐回归学术界。
凭借在互联网领域的创业经历,以及扎实的金融研究学术背景,胡捷是国内最早关注金融科技领域的专家学者之一,并致力于增进金融科技业界和学界的交流与互动。在中国互联网金融狂热发展的时期,胡捷就前瞻性地判断九成P2P网贷撮合企业将被淘汰。在他看来,把互联网金融理解为P2P网贷过于狭隘,广义的定义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改造金融业,即利用技术催生金融创新,比如高盛已经明确将自己定位为科技公司而非金融公司,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金融或者说金融科技行业方兴未艾。
如今,以区块链为代表的一组IT技术,用算法逻辑解决了交易对手之间的信任问题,这一原理在比特币的示例性应用中得到了成功的验证。这组技术的应用潜力也引发了大家无穷的想象和热烈的追捧。
胡捷表示,“区块链之所以在风口浪尖,是因为它直接触及货币 、证券公开发行和交易、以及公开募资,这些都是金融里皇冠级别的高风险区域。互联网最早期出现的时候是应用于Email、文件共享、信息门户、论坛,后来是电商、游戏领域,再后来才是金融。它是从边缘逐渐向高风险行业切入的一个过程,但是区块链一下就进入到金融行业中最敏感的子行业货币 、证券、公募领域,因此争议来得又快又猛。不过,技术本身永远是中性的,要看人怎么用。”
在高金教授了多门颇受欢迎的课程后,胡捷从今年开始被聘为全时教授。谈及重回学术研究,他表示,比起求学时期的纯学术研究,现在自己更加注重研究与实践的结合,心态也更加平静与轻松。
胡捷身上透着四川人骨子里面对生活的那种轻松感和幽默感,他这样总结自己的选择,“我朋友说你怎么老是在风口浪尖上,我想了想好像真是这样,每一次都选择风口浪尖的行业进去演练一番。经济学里的博弈论认为,任何决策可以分为事前最优和事后最优,一个人的选择只要能做到事前最优就好了。听凭自己的心意去做,不要太在意结果。事后看,按照原有的一些路径走也可能有不一样的精彩,但我根本不后悔。觉得挺值的一点,就是我活了大概一个普通人十倍的生活。”
目前,胡捷主持由中国金融研究院(CAFR)立项的一个第三方财富管理研究项目,主编期刊《中国财富管理实务通讯》。工作之余,胡捷喜欢用自由搏击放松自己。谈及下一阶段的理想,他依然自我调侃,“我这人没有特别大的理想,只是我始终不太满足于现状。”他希望在授课上通过学术研究和实践更紧密的结合赋予课程更多特色价值,未来还期待出书立著,为大家贡献一本金融通识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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