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30日，以“新文艺复兴时代”的风险与机遇”为主题的“SAIF-CAFR名家讲堂”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SAIF）举行，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教授、原世界银行副行长伊恩·戈尔丁应邀担任主讲嘉宾，他从地缘政治、信息媒介、金融等多个角度阐述了“新文艺复兴时代”所面临的危与机。9月9日，《新民晚报》对此进行报道。

中国优势：有世界上最能干政府

伊恩·戈尔丁，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教授、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生于南非，负笈英伦。33年前，他因为参加反种族隔离的斗争，被迫从南非流亡，来到上海。

“我第一次来是1984年，”他记忆犹新，“那时候浦东还是一片稻田，没有酒店。其实当时上海像样的酒店也极少，我住在了国宾馆。”他说，故地重游，面对举世瞩目的变化，深深感到中国这个国家能够体现“新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

当年在上海，他曾以为自己有生之年再也不能回到南非。之后在很多国家工作过，包括中国。他认为，中国所发生的变革，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加入全球社区，也导致了非洲，亚洲其他地区，拉丁美洲，以及他所在国家的重大变化。“在狱中一共度过27年的纳尔逊·曼德拉被释放，任南非总统后，邀请我回南非担任他的经济顾问，帮着经营国立银行，我照做了。”

他曾任南非发展银行行长、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EBRD）首席经济学家等职务。大视野观察下，他公开预言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今天是有生之年变化最慢一天

为什么称当下是“新文艺复兴时代”？上周，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SAIF-CAFR名家讲堂”上，伊恩·戈尔丁教授出示了一张过去2000年来全球人口和收入增长率曲线图。

“我们身处的时代可以说独一无二。”他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高速的人口增长和收入增长，而且收入的增长持续超过人口的增长。其中，中国是一个很主要的贡献力量，过去35年国民收入每十年翻一番。”

而约500年前辉煌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样是一个变革加速发生的时代，人类却面临着更大威胁。古登堡与扎克伯格，美洲的发现与中国的崛起，铜板蚀刻与芯片，病毒的大规模传播蔓延……新旧文艺复兴时代都会在风险最高的时候激励人类奋力获取它所能提供的最好礼物。

观察现在和思考未来，这个进程还会继续吗？戈尔丁教授表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变化，事实上今天将是人们在有生之年体验到的变化最慢的一天。”有约20亿人口新增，创意四处“流通”，人民寿命更长、更健康。究其原因，变革速度越来越快，整个世界互联互通融合开放，贸易、服务、金融的墙壁被推倒。这些融合，被称作全球化。思想的传播成了一切的基础。他说，中国现在正成为一个世界的“理念工厂”。

“互联网创造了世界的思想传播，”他说，“在上世纪80年代，大概只有5亿人能够贡献他们的理念，现在有60亿人群策群力创造新的时代。”人们聚在一起相互学习，激发理念的火花，多元化带来新的变化。

戈尔丁教授把快速变革时代的到来归因于新技术的发展。“我们在牛津大学的团队正在研究新的癌症治疗药物，不断在云平台上使用数据进行分析，世界各地的人们通力合作。所以你可以看到学习的速度及多元化在发生变化，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创新和学习在不断加速，变化因此越来越快。”

应对三个挑战才能持续发展

戈尔丁教授坚信，观察和了解这个世界，才能更好地判断未来。身处变革时代，人们需要面对三个威胁挑战，世界的发展才能够可持续。

其一，高墙倒塌的同时，不平等现象也在蔓延。各国之间不平等现象在缩小，比如新兴市场的增速是旧经济体增速的3到4倍，差距在收敛，但是各国之内的不平等现象反而增加。

“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但我认为不是，内部的高山丘陵在增加，有更多的起伏不平。如果你的时代对了，你选的地方对了，会占据优势，否则可能会被时代所抛弃。”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从全球化进程当中受益，但只有少数能够抓住机遇。一些人被时代抛在了后面。他解释了自己曾经的预言：其实投票脱欧的并不是在伦敦的那些人，特朗普之所以当选也不是依靠来自波士顿、洛杉矶或者纽约的选票，是那些没有抓住机遇的人投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票。

他说，选对地方选对时机，去掌握学习新的技能，这是很宝贵的。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生活成本高，学习费用也很高，在纽约、伦敦或者全球任何一个具有活力的城市，其实都是要个人付出代价才能够获得这个机会的。包括城市交通拥堵等问题都愈发严重，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来到这些特殊的地方，希望走在全球化的前沿。

其二，互联互通是一把“双刃剑”。他表示，一体化的体制也会带来感染蔓延的现象。比如，有了人流、物流非常发达的大机场，一旦地方出现流行病毒，会马上传播到各地；有了互联网，网络病毒也会迅速传播。相互依赖导致了脆弱性，因此需要采取更多举措确保这个体制是稳定的。这些体系其实是全球化的，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推动一体化和融合。

其三，公共品的悲剧。大家都想获得资源，但我们的所作所为在生态上是否可持续呢？一小部分国家对资源的需求非常强烈，如果都毫不节制就会发生灾难性的气候问题，最后大家都没有能源和资源可用。现在问题越来越多，更多人吃寿司，金枪鱼在迅速减少，更多人要犀牛角，犀牛这个物种就会灭绝。他提醒说，自然是要求我们付出代价的，动物也好树木也好，再生速度远远慢于消耗速度，一方面有大量的需求增长，另外一方面供应在不断萎缩。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资源配置上做更多的工作。

新兴市场成世界变革主要动因

对于未来，教授又有什么预言呢？

戈尔丁教授先从人口趋势展望。最瞩目的一个变化是平均生命预期不断延长，在过去的35年已经拉长了20年，这是医学的进展。同时，生育率下降。令他惊讶的是，中国也走在了生育率下滑的前列。他指出，中国的低出生率其实不罕见，世界上一半的国家如此，包括一半的发展中国家，其生育率不足以替换老去的人口，只有非洲现在出生率还有不确定性。所以世界上老年人口会越来越多，影响到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他判断，再过30年中国会有7亿人口在60岁以上。

讲到经济未来展望，他认为新兴市场会继续增长，增长速度将是发达国家的3倍。中国接下来10年增长率都会保持6%或以上，整个亚洲的总增长率会保持在5%，非洲约为3%，拉丁美洲3%，美国1.5%，欧洲1.5%，日本0。教授分析，新兴市场成为世界变革的主要动因，显然是因为经济变革，80%的世界经济增长在发展中国家，它们占到世界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的部分，中国很快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世界的增长可能在3%甚至是3.5%以后会稳定下来。”美国经济虽然放缓，但是美国“感冒”了，其他地方不一定会“发烧”，因为新兴市场崛起了，有了更多世界其他国家担当经济的驱动因素。他表示，新兴市场学到了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经济危机的惨痛教训，它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比发达国家做得更好，可以投资于未来。特别是新兴市场可以建设基础设施，投资于教育和健康，进行财富再分配，这些事情在发达国家经济体里做不到，因为它们没办法增长，只能拿到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因此经济的变革在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中会容易得多。“我们现在看到新中产的崛起，49亿的新中产消费者出现了，三分之二来自亚洲，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增量。”

至于技术的变革趋势，他坦承任何的预测都很难，技术的预测更难。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接下来的20年，计算能力将持续变强，且增速非常快。现有的很多体制系统包括商业贸易等体系都会改变。新技术打开了很多门，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众多风险。对于走在全球化前列的金融来讲，风险到来的速度可能更快。另外，人工智能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研究认为未来20年美国几乎一半的工作可由机器取代。

中国将在全球扮演更重要角色

看好新兴市场的戈尔丁教授，对中国报以期望。“中国有一个优点：有世界上最能干的政府。”

他认为，中国走在应对气候问题挑战的前沿，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发展快，规模很大。“其实现在全球治理体系已完全不适应21世纪，只是做一些小的变革，像调整一下家具的位置。我们就好比坐在一艘大船上，却没有一个船长能够真正引领前进方向，很多国家都是各自为政，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我们看到世界在变化，新的强者在涌现，新的事物在涌现。”

教授说，自己本科学的是物理学，对于指数式增长最后的结局在哪里，他认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中国的增速6.5%还是可持续的，不断贡献着更多的价值，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需求会减少，这才是关键所在。而且中国的体量很大，即便增速放缓，由于基数大，中国的重要性仍在不断增加。

他评论道，过去5年，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已成为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中国有了很多新理念，有很多创意需要去保护。“网络安全现在对中国来说会比对其他国家还重要，中国的企业在全球有更多合作，因此也有更高的风险，因为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物联网之国。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前进了，世界就有更多的信心，相信中国的前进会有更多的权益倡导。”他表示，中国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不管是知识经济还是全球的治理。

现在的人越来越焦虑且不快乐吗？他的答案既是“是”，又是“否”。“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这个时代人们更健康，知识更丰富。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完全可以说比过去好。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人还这么焦虑呢？我想他们焦虑是因为变革的速度太快了。”他认为，现在不确定性比以前高，与此同时机会比以前多。所以教授喜欢用文艺复兴来作比喻：文艺复兴是一个乐观的时代，可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比文艺复兴还要好，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代。“所有的人都能活得更长寿更健康，所以应该快乐应该乐观，虽然快乐取决于我们能否理解所面临的机遇和风险。”戈尔丁教授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