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以“新文艺复兴时代”的风险与机遇”为主题的“SAIF-CAFR名家讲堂”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SAIF）举行。活动中，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教授、原世界银行副行长伊恩·戈尔丁应邀担任主讲嘉宾，与合著者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克里斯·柯塔纳一起从地缘政治、技术和信息媒介等多个角度阐述了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风险和机遇。9月1日，观察者网对此进行报道。

原世行副行长戈尔丁：中国有世界上最能干的政府，未来10年经济增速6%以上

8月30日，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邀请了原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原南非总统曼德拉顾问、南非发展银行行长现任牛津大学马丁学院教授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和英国牛津大学马丁学院博士克里斯·柯塔纳（Chris Kutarna）发表主题演讲——新文艺复兴时代的风险与机遇。

在演讲中，戈尔丁教授表示，中国发生的一切反映了当年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开拓进取的精神，现在世界正处于高速发展中，而中国通过推进全球化对此产生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同时，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保持在6%或以上，印度也会保持6%的增速，整个亚洲的总增长率会保持在5%，非洲大约是3%，拉丁美洲也是3%，美国1.5%，欧洲1.5%，只有日本是0。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需要小心老龄化，再过30年中国会有7亿人口在60岁以上。

伊恩·戈尔丁教授进行演说

以下为戈尔丁教授演讲部分，观察者网通过速记整理，未经嘉宾本人确认：

伊恩•戈尔丁：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想像到过我会经历今天这样的情况。当时是1984年，33年前了，浦东还是稻田，没有像样的酒店，我住在了国宾馆。今天来到上海，看到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我们在中国所目睹的一切真是举世瞩目，中国这个国家能够反映新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

那时候之所以来上海，是因为我从南非流亡。我出生于南非，参加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我曾经以为有生之年再也不能回到南非。我在很多国家工作过，包括中国，我见过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中国加入全球社区也导致了非洲和亚洲其余地方、拉丁美洲、以及我所在的国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曼德拉在监狱里面一共度过了27年，在1994年被释放后，他邀请我回南非做他的经济顾问，帮他经营国家银行，我照做了。

伊恩教授和曼德拉

我们处在自文艺复兴以来变革最快的世界

这一段时间，也就是从80年代末到现在所产生的变化，是整个世界之前都无法想像的，墙壁被推倒，国家被开放。这些变革使得世界大部分的地方都加入了一个全球社区，只有很少的特例。在80年代的时候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大概只有2亿人是互联互通的，大部分人都与世隔绝，可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大概有70亿人互联互通，变革正在加速。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变化，事实上今天将是你们在有生之年体验到变化最慢的一天，为什么呢？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整个世界的相互关联性越来越强。创意会四处流通，不只是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人民的寿命更长、更健康，更多地方的平均寿命预期大大提高，儿童的死亡率下降的非常快，所以我们整个地球新增了20亿人。只要注意一些很简单的事，多洗手、戒烟都能够带来重大的健康改进，当然还包括疫苗等等。

与此同时，在1990年早期的时候，或者80年代末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这也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改变了我们的一切，互联网创造了世界的思想的传播，也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人才是随机分布的，80年代，大概只有5亿人能够贡献他们的理念，但是现在有60亿人在群策群力创造我们新的时代。即便你生活在孟买的贫民区、圣保罗的贫民区，或者是上海的街头，都可以进行创造。

杰出的人才都已经成为我们所谓的天才，但是改变世界的不仅仅是个人，更重要的是集体是团队，人们会聚在一起，他们相互学习，相互激发理念的火花，多元化带来了新的变化，这个趋势在全球世界都在发生，创新的速度、学习的速度在不断的加快，而演进的过程也在不断的加速。

很多人在微信这样的平台上学习，通过非正式体制学习。但是正式的学习教育体系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一种全新的变革。大学和所有研究机构都拥有新的能力，他们现在能够做到以前无法想像的很多事情，不仅仅是自己开展研究，而且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很多人在世界各地学习之后又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原来的母校，共同分享他们的学习和经验。

这也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本质特征，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全球网络的时代。多年来第一次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这要归功于新技术的发展，而且这个新的技术不断的在演变。

我们在牛津大学的团队正在研究新的癌症治疗药物，而且也不断在云平台上使用数据进行分析，不管是孟买、纽约还是在上海，大家通力合作，所以你可以看到学习的速度，学习的多元化在发生变化，这也正是我们创新和学习不断加速的原因。

我们会看到未来与现在大相径庭，这也是因为我们的变化在不断加速。

回顾我们过去的历史，一个惊人的故事在发生。看一下过去2000年入来全球收入变化的情况，你可以看到蓝色是GDP的增速，灰色显示的是人口的增长，这两项在近200年来都呈指数性增长。我们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高速的人口增长和收入的增长。

GDP和人口近200年来发生了告诉增长

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时代，收入的增长一直在持续的超过人口增长，而中国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力量，在过去35年中，国民收入每十年就翻一番。

在展望未来、思考未来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困难就在于，对我们而言，这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们认为有一个时代非常有意思，和现代也息息相关。我觉得，那个时代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视角，更好的了解我们所生活的现代。

那就是500年前的文艺复兴，500年之前的1500年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在1500年以前，人口和收入的增长并不惊人，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500年前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时代。所以在我们观察未来，思考未来的时候，就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进程还会继续吗？我们还会看到人口和收入大幅度增长吗？我们现在面临的威胁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同时还有反对全球化造成的威胁，比如说美国、欧洲的国家保护主义，这些新的趋势对全球化又会怎样呢？

我们为什么能够快速发展，就是因为互联互通，就是因为融合，有些人把它叫做全球化。所谓的全球化就是融合、开放，开放边境，让商品、服务、资金，当然还有最重要是，思想能够自由的传播和流动。

所以我们要观察世界，了解这个世界，才能够更好的判断未来。

全球化在发展，但是很多人被抛在了后面

其实现在发展的进程我认为有两大威胁，一方面高墙在倒塌，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在蔓延。

虽然新兴市场的增速是老经济体的3到4倍，他们在融合，他们的差距在减少。但是各国之内的不平等现象反而在增加，在全球化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平等现象的蔓延。

为什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世界是扁平的，但是我认为不是，这个世界的高山丘陵在增加，有更多的起伏不平，如果你时代对了，你选的地方对了，那么你可能会占据优势，否则你可能会被抛弃，被时代所抛弃，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选对地方，选对时机。

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弗里德曼@东方IC

在上海这样的地方生活成本很高，学习费用也很高，在纽约和伦敦或者在全球任何一个具有活力的城市都是要付出代价，才能够获得这个机会的。其他的代价包括交通，包括道路的拥堵，现在所有问题都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多人希望来到这些特殊的地方，希望走在全球化的前沿。

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不平等的现象在扩展，但这并不是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而是有人被全球化排斥或者被全球化抛弃在后面，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从全球化进程当中受益，但只有少数能够抓住这个机遇，找到正确的地方。

收入的不平等在增加，还有其他因素所导致的不平等也在增加，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被时代所抛在了后面，投票脱欧的英国人并不是在伦敦的那些人。特朗普之所以当选也不是波士顿、洛杉矶或者纽约的那些人，是那些没有抓住机遇的人投向了脱欧，把票投给了特朗普。

第二个威胁是，其实互联互通增加的不只是好的现象和事物，也有坏的方面。我们写了一本书叫做《蝴蝶缺陷：全球化如何导致系统风险及应对办法》，我们可以有一个一体化的体制，但这个体制也会带来感染和蔓延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大的机场，人流、物流都非常的发达，但是一旦一个地方有流行病毒，会马上传播。

有了互联网，网络病毒也会迅速传播，所以相互依赖导致了脆弱性，其实我们越开放越互联互通，我们对其他人的依赖度也会越高，正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更多举措确保我们这个体制是稳定的。当然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如果只是在国家层面考虑，那就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这些体系其实是全球化的。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去推动这个体系的一体化和融合。

全球需要可持续发展

另外，全球化还有第三个挑战，也就是公共产品的悲剧，大家都想获得这些资源，但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我们的体系我们的制度是不是可持续？我们的所作所为在生态上是否可持续呢？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气侯变化，我们看到有一小部分国家对资源的需求非常强烈，以前是可以持续的，但是能源需求越来越多，如果大家都毫不节制，那会发生灾难性的气侯问题。

另外，不加节制的消耗会导致没有资源可用，矿物燃料就是一个典型现象，现在问题越来越多了。比如说越来越多人吃寿司，金枪鱼就在灭绝，越来越多人要犀牛角，犀牛这个物种就会灭绝。自然是要求我们付出代价的，鱼也是有限的，动物也好树木也好，再生的速度要远远慢于我们消耗的速度。所以一方面我们有大量的需求增长，另外一方面资源也在不断的萎缩。经济学家说了，在工业方面供应是缺乏弹性的，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资源配置上做更多的工作，这是我们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健康方面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抗生素使用越来越多，很多人都认为吃抗生素可以帮助有效预防疾病，可是很遗憾，抗生素卖的越多，抗药性就越来越强，疗效反而在削弱。

最后，在我们越来越富裕的同时，我们的决策对地球，对相互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自由，国家还有市场之间要掌握好一个平衡，而且必须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的平衡，如果中国或者美国失去约束，就会对其他地方造成巨大的影响。

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增长率将保持在6%以上，日本为0

我们要应对这三个挑战，然后全世界的发展才能够可持续，那么现在有哪些未来的趋势呢？我来看一下人口和经济上的趋势，然后再回到全球挑战上来。

展望未来，我们首先看到平均生命预期在不断的延长，并且各国在趋同，我们的平均生命每2个小时就会延长25分钟，这是医学进展的速度，平均生命预期在过去35年间已经拉长了20年，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到现在，中国的平均寿命预期已经拉长了20年，这是一个最最引人瞩目的变化。

让我很惊讶的一点是生育率下降，中国跟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也走在了生育率下滑的前列，中国的低出生率其实不是罕见的，世界上一半的国家都这样，包括一半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生育率都不足以替换老去的人口，只有非洲的出生率还有不确定性，所以我们预计，在这个世界上老年人口会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会影响很多其他方面，包括政治、经济等等，而在中国的情况会更严重，再过30年，中国会有7亿人口在60岁以上。

讲到未来的经济展望，我认为新兴市场会继续增长，增长速度将是发达经济国家的3倍，中国会继续增长，GDP增长率会保持6%或以上，接下来10年都会如此。印度接下来10年也会保持6%的增速，整个亚洲的总增长率会保持在5%，非洲大约是3%，拉丁美洲也是3%，美国1.5%，欧洲1.5%，日本0。在这个世界里面，新兴市场成为世界经济变革的动因，80%的世界增长，和世界经济体量的一半都在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为全球贡献了更多经济的增长

世界的平均增长最后可能达到3%，甚至是3.5%后会稳定下来。另外，即使美国经济放缓，美国经济感冒了，其他地方也不一定会发烧，这是因为有了更多世界其他国家做经济的驱动因素。

新兴市场学到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经济危机的惨痛教训。所以现在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比发达国家做的更好。

我们的增速越快，就越可以投资未来，特别是新兴市场，他们可以建设基础设施，投资教育和健康，可以再分配财富，这些事情在发达国家经济体里面做不到，因为他们没办法增长，所以只能拿到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因此经济的革命在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中会容易的多，而不是在发达国家。如果你想理解欧洲政治、日本政治还有美国政治的僵局，那么就先从经济切入，在经济之上你再考虑快速老龄化的人口，这就会获得更多的洞察力。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新中产阶级的崛起，49亿新中产阶级的消费者出现了，2/3来自亚洲，而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增量。

中产阶级的扩张

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

讲到技术的变革趋势，当然现在很难预测未来会有什么伟大的技术变革，其实任何预测都很难，技术预测就更难。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确定的现象，那就是计算能力将会变的更强大，而且增速会非常快，接下来20年都是如此。这是摩尔定律，在牛津马丁学院一共有350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很多计算机学家还有物理学家，我们进行很多的辩论，最后结论是，同样的价格再过20年就可以有100万倍快的能力。

随着计算能力的变革，我们现有的很多系统，包括商业贸易等等体系都会改变，同时还会改变健康。比如在人类基因组方面的变革，用于实验的转基因小白鼠跑的比正常快10倍，所以我们预计，未来在医疗卫生领域将会有剧变，特别是DNA方面的技术将会导致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拥有能力，能够重新编辑基因，在胚胎里面就设计婴儿，这产生了伦理、法律、经济等等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设计胚胎呢？这些新技术打开了很多门，而这些打开的门需要我们的判断力，和社会参与并且讨论，当然这也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

与此同时，这些门打开之后也会涌入很多的风险，在金融中我们看到这些风险到来的速度可能很快，金融其实是走在全球化的前列，金融是世界体系中最最精深的一种，有最出色的专家，也有最多的投资，最多的工具，当然挣到的钱也是最多的。这都得益于全球化，金融交易的速度可以是全球最快的，但是危险来的也很快，这也是新技术带来的。

巴林银行存世200多年，抵抗了最不同寻常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威胁，都没有倒下，但是有一天，管理层早上醒来发现银行不复存在，只是因为有一个交易员做了一些交易，利用新技术借了过高的杠杆，而他的做法管理层不理解，其实这个交易员本身也不理解。所以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解新的金融体系，新的做事方法，我们需要政府和业界的密切监管。

导致巴林银行垮台的尼克·李森

未来中国超过一半的工作将会被机器所取代

系统风险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现在因为全球化导致风险的规模和速度更严重。比如说猪流感快速传播到全世界，牛津马丁学院的研究追踪了全球飞机的交通情况，飞机或者说全球化成了病毒的超级的传播者，上海显然是一个重大的节点，在上海所发生的一切可能会改变世界，可能是好的改变，也可能是坏的改变，可以传播机会，也可能传播风险，所有的关键节点越来越重要。

全球网络系统已经成了整个世界新的神经网络，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现在还出现了物联网。我们看到在多个维度上，包括在中国的共享自行车全都是联网的，现在又开始让身体装上了可穿戴设备，诚信将会变的越来越重要，当然机器会做很多我们人现在所担任的工作。从牛津马丁学院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47%的美国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机器或智能机器人所取代，在未来20年中，美国几乎一半的工作可以由机器取代。

在美国进行试验的苹果无人车系统，未来商务汽车司机可能是第一个被机器取代的职业

在中国这个数字就更高，因为你的工作是可重复性的。在未来的岗位是怎样的呢？社会如何调整，新的岗位如何出现，资本和劳动力又会如何决定我们新的生产力，决定我们新的决策呢？这个都需要我们去思考。你需要投资，需要资金，但不是劳动力，你可以看到人和机器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随着技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看到人工智能，还有机械技术的发展会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气侯变化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挑战，中国走在应对气侯变化挑战的前沿，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也是让我们感到非常乐观的一个原因，你看到现在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规模也很大。

另外，其实现在全球治理体系完全不适应于21世纪，他们只是做一些小的变革，就如同调整一下家具的位置。现在我们就像坐在一艘大船上，但是却没有一个船长能够真正去引领我们的前进方向，很多国家都是各自为政，只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全球化当然有很多后果，其实也会带来很多好的影响。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已经变化了，不是几个老男人坐在一个房间里面抽雪茄来做决策，我们看到世界在变化，我们也看到新的强者，新的事物在涌现。

大部分人被抛在了时代的后面

你们今天听我们的演讲，是因为你们对金融很感兴趣，金融也是我们责任之一，金融可以说是全球最复杂的专业系统之一，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全球层面，都是如此。中国、美国所有国家的银行，各国的央行、财政部还有金融控制体系其实都已经足够复杂。在全球层面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说是目前最为复杂的金融机构，更多的人、更多的数据和更多的权力，比联合国或者是世界银行更具有影响力，当然，世界银行也代表了全球金融精英。

但这些精英机构却没有一家能够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你们可以思考一下，以下会给出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复杂性和系统性风险，现在我们看到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复杂，这是因为互联互通造成的，所以在理解风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理解互联互通，第二个原因就是不管是在当地也好，还是在国际层面也好，我们看到有一个治理的空白区域，怎样来协调各方的利益？我们要好好的思考，因为各国单独的举措、各国层面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全球的体系。

第三个原因就是全球技术的演变，太快了，也太巨大了，我们必须要充分理解技术，包括技术的利和弊。第四个原因就是全球的监管体系，包括会计准则的复杂。

很多市场经济强调的是短期的信号，很多长期的问题比如说气侯变化，比如系统稳定性、可持续性被人们所忽略或者低估。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短期利润，如果你短期不能生存就谈不上长期，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短期的成功，也要有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你忽略了长期，那么短期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误导。

最后一个挑战不是说数据太少，而是数据太多，数据就像暴风雪一样导致我们无法看清前进的方向。金融危机为什么会发生，肯定不是因为缺乏证据，肯定不是因为人们不理解，也肯定不是没有专家。而是因为人们没有真正找对视角，了解问题的根本所在。

专业体系为什么会失效，人们看到这个失效的全球体系感到非常愤怒，而且认为全球体系没有真正的长足增长，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人会投票脱欧，为什么特朗普会当选美国总统，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极端主义活动出现，人们认为贸易全球化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帮助，风险反而在上升，有一些人受益，可是大部分人被抛在了时代的后面。

为什么我们能够预测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呢？其实我们写了这本书，吸取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经验和教训，文艺复兴时代也是百花齐放，天才涌现的这样一个时代，技术在发展，带来了很多的进步，可是却出现了一系列的灾难，包括极端主义活动，宗教的战争，包括专家被焚烧。

500年来我们一直在说文艺复兴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辉煌，可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那个时代的灾难，这更说明我们需要从根本上理解这个变革，了解为什么现在的世界是千丝万缕缠绕在一起的，如果能够从正确的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很多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通过我们的研究可以获得更多的智慧，希望我们的书籍给大家更多的启发，谢谢。

中国有世界上最能干的政府

在演说结束之后的论坛环节中，观察者网有幸获得机会向伊恩·戈尔丁教授询问了有关于全球化与不平等的问题。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和以前的演讲中不只一次提到过，道德教育无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都非常重要，每个人都要负起自己责任，富人很明显要交更多的税，要不然就等着穷人闹事。但现在很多时候富人直接把资产转移到其他国家，然后买张飞机票一走了之。这个时候您觉得道德教育还有没有用？有没有其他方法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伊恩•戈尔丁：中国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有世界上最能干的政府，当然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市场有一些事情做不好，比如说创新方面需要一些政府的资金投入，这些中国都很优秀。

同时，中国政府能向大公司和富人收税，如果中国政府也像美国一样被大公司通过游说控制，那就糟糕了，在美国，你需要很多的影响力说服别人给你政治献金，才能做上政客，这就说明大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力非常大。

等你通过政治献金坐上总统以后，转过来对这些大企业加税，这可不会受欢迎。这不只是多少人会选你的问题，还有你能收到多少税的问题，政治献金这个体系是一个很坏的起点，很难加税，所以很多民主制国家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弱，游说集团太强。就算是欧盟布鲁塞尔总部也有很强的院外游说集团，在游说集团影响下，很多人觉得高税收不好。

同时，税收制度是需要全球协调的，我们必须关掉避税天堂，世界上其实并没有很多的避税天堂，大概就只有10个吧，而且这些国家都很小，并没有很强的实力，比如说摩纳哥。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大，只要有全球的协调和执法就能够避免这种财富转移。媒体得到线人的报告非常重要，方便披露信息。

道德教育也很重要，让人们认识到，不管在哪里做这种事情都是不道德的，这样才能够防止少数人享受财富的成果。这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执法的问题。潮流正在改变，在美国已经看到这种潮流，欧洲也是，英国的潮流也在扭转。

另外，富人不只是避税，继承也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下一代能够继承父辈太多的财富，财富继承也成为了一个重大的不平等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