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主办的“名家讲堂”上发表了主题演讲“研究中国的真问题”，吴敬琏提出，现在经济学界常常是就现象答问题的多，对基本问题常常研究的不透。而认识问题，需要把基本问题弄清楚，而不是就事论事，浅尝辄止。 4月18日，观察者网对此进行了报道。

吴敬琏：降产能别下指标，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4月16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主办的“名家讲堂”上发表了主题演讲“研究中国的真问题”，吴敬琏提出，现在经济学界常常是就现象答问题的多，对基本问题常常研究的不透。而认识问题，需要把基本问题弄清楚，而不是就事论事，浅尝辄止。

吴敬琏认为，增长模式的转型和体制的变革是贯穿着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线索。他认为，关于经济增长模式，过去有很多口号，但往往在解读和执行的过程中都没有把基本的认识保留下来。 在谈到体制变革时，吴敬琏称，体制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在二十世纪初期，帕累托证明了计划经济可以和市场经济一样有效率……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计划经济，通过计算得出来，能够跟市场经济达到同样的水平”，他说，“但是后来哈耶克给了这个论证致命的一击，他证明这样的信息机制是不可能建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

在演讲后的圆桌讨论环节，主持人秦朔抛出一个问题：“相比于我们见到的无论是低收入的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中国在很多方面的表现显然还是更加优异的。如果一个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表现还不如中国，如何解释中国的体制就是不行？”

吴敬琏回答，他没有说中国体制不行，而是可以做得更好。他说，改革可以进得更快一点，会比现在好。他表示，这个阶段中国跟日本、韩国比较，可能觉得我们比他们好一点，但是积累起来的问题如果不去解决的话，结果会比日本要坏。“日本崩盘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高收入国家，我们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出现像他们的危机的话，我们会有大量的成亿的人在生活中是过不下去的”，吴敬琏说。

以下是演讲全文，观察者网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订：

把基本问题弄清楚

这两年我参加一些论坛，我常常说这么三句话：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核心是研究基本问题，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对于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就是常常是就现象答问题的多，对基本问题常常研究的不透。

现象这个东西是多种规定的集合，而且是千变万化的。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以后就热闹一通，但是浅尝辄止，没有把这个基本问题弄明白。过了两天以后，有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是一种很偶然的因素、很次要的因素、很短期的因素，于是他的现象表现就往往有所不同，于是又来一次浪潮。这个浪潮又是这样，就事论事，浅尝辄止。过了几天，因为现象的变化很快，所以这个事情好像又变成人们不关注了。当同样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现的时候。又觉得是一个新问题了，当出现新形势的时候原来已经有了的认识倒很模糊了，甚至内容想不起来了，又重新来。每次都从零点开始，每次都走不远。于是我们对于一个问题的认识就差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在每一次浪潮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把基本问题弄清楚。这样因为本质的东西是比较稳定的，比较长期的存在的，这样认识才有步步的深入，以前的成果向前发展，而不至于每一次都回到零点再来。据说这次还做了筛选，有几十个，上百个问题，那么这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讨论就很难，哪一个问题弄清楚就很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继承原来取得的成果，再做一些假设，把新的现象加进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步步的深入来理解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我举几个例子，就是来参加与会者预先提出的问题，有上百个问题，随便拿一个来说，要把他弄清楚，如果从现在我们再来给他答案其实是给不出来了。但是我们似乎有这个习惯，他要的就是答案，而不是把这个过程弄的技术上更好，然后我们自己来找到答案。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属于政府官僚推动型的改革，新一轮改革的动力源在哪里？这里面好多事情都不知道，比如说第一句话，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前三十多年改革是什么改革？它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它这个改革是官僚推动型的改革呢？好像这些事情都不是已经弄明白了的事情。那么再跳到最后的问题，就跳不过去了。

那新一轮改革动力源在哪里？这个问题几乎是没法回答的，要回到这个问题要回到源头上去，那这个改革内容是什么？我们前三十年的改革是谁推动的？是一个社会力量推动的还是说若干个社会力量推动的？那么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期望，有不同的做法，那么这个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期望，不同的目标，是同一个社会力量推动的，还是由不同的社会力量推动的？这些问题如果都不清楚的话，就没办法回答。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此时此刻能解决的。那就要靠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些什么？在那个基础上再往前走，那有可能，也许今天，也许更长一点时间来解决。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呢？是每一次都是把当前的问题回答了，没有退回去，那个本质的问题没弄清楚，所以现在没法接上，接不上。

再举一个例子，增长，就是经济发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说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去年的供给侧改革主要领域在工业，结果煤、钢、黑色冶金普遍涨价，其他行业生产未见改观，到目前为止成效并不令广大民众满意，这是不是一个伪供给侧改革？如何才能有效的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推动，障碍在哪里。

对于中国来说，贯穿着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是两个主要的线索，一个线索就是增长模式的转型，一个问题就是体制的变革。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讲一讲回到基本问题是什么。

增长模式的转型

关于增长模式，我认为我们就现象提出了很多的口号。缺点在哪里？就这些现象直接解决这些问题，从现象层面上解决问题，提过不同的口号。每一次口号提出以后都经过学习，可是没有把那个基本的认识留下来。比如说，我们从1981年到2015年提过很多口号，从口号看的都是对的，但是好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1981年，改革开放以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国务院所属部门和我们的一些咨询机构做了很多研究，到了1981年年末的时候就由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叫十大建设方针，有十方面的方针。比如说要降低重工业的投入，要拯救我们的农业，要发展轻工业，要发展商业，还有很多，如何进行技改等等。它是环绕一个中心的，就是叫做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十大方针。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经济学还是跟海外隔绝的，所以效率这个概念很少有，叫做效益，当然效益也不清楚是什么。我们当时这些人有的人说效益就是利润，有的人说利润不能表现效益。但是这个问题是抓准了的，其实就是效率问题。

1995年的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提出，说我们很多经济问题都是因为靠投资驱动的这种外延式的增长。就找了一个苏联口号，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是苏联人在六十年代后期提出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也是对的口号，他当然用的他的语言。苏联在1959年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超过美国。超过美国是按增长率算的，说完全没有问题。一个五年计划后发现问题不对了，一个是苏联增速下降，因为劳动力紧缺。增长力下降后三个五年计划总量上就超不过美国。更加麻烦的是技术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于是苏共中央就要是经济学界讨论发生什么事。经济学家得出这个政策的结论，就是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加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所以他们和苏共中央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提高效率，他们从《资本论》第二卷找到一个词，就是主要靠资源投入的增长，叫做外延增长和粗放增长，这是翻译问题。要不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叫做集约增长或者内涵增长。于是就提出一个口号，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的转到集约。我们比较晚，虽然几位留学苏联的都是引进苏联的这个说法的，但是在国内没有引起重视。

1995年的时候国家计委觉得我们也是这个问题了，他就接受了苏联的口号，向党中央提出我们要实现这个转变。党中央做了研究，所以我们在第九个五年计划里面就说了要实现这个转变。那次从中央机关来说还进行了一些讨论，进行了讨论也有比苏联要进步，就是研究了苏联为什么没实现，他当时的认识就是说体制不行。他这个体制你实现不了的。所以我们在九五计划里面提的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说，这个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但是这个在经济学上什么意思？叫粗放和集约，因为粗放他可以是另外一个意思，集约可以是另外一个意思。比如说种卫生田就是粗放的，大量施肥就是集约的，这个意思跟刚才讲的意思不是同一个因素。所以因为没有就基本问题把他说的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本身就有点模糊，这个计划通过以后，过了几年以后，人们慢慢就不知道这个转变是从哪转到哪。三五年以前我在浦东干部学院一个高干班上我曾经问过学员，我说哪一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从哪里转到哪里？就没有一个人答出来。

后来我发现一些报道最多的提法是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这个跟他原来的意思不一样。就我们经济学家文献看，只有科尔奈那个《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里面专门有一节，说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这个口号。我一会儿还要讲到他这个解释，现在经济学很清楚。但是一般人说法叫增长质量、增长数量，这样说，他的内容其实要用增长函数才能说得清楚。

然后这是1995年，1995年的九五计划还可以，因为那个时候改革跨了一个大步。十五就不行了，这次不是用斯大林的有限发展重工业了，叫赫夫曼，赫夫曼有一个经验定理，就是说工业化的后期是重化工业化时期。他这个经验定理，他是从工业化的前期外推的，他中间已经隔了一个第二次技术革命，这个是有问题的，但是一下子就风靡全国，就是全国都搞重工学化，十五计划的特别就是重工学化。用大量的投资去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因为他就是资本密集的。于是十五计划整个期间的增长模式是往后退，到了十五计划后期各种问题就出来了，就是2005年以后。

所以十一五的时候又一次大讨论，到底还是走那条路线呢？还是回到九五计划？最后回到九五计划的意见占了上风，这本书就是《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就是这个大讨论的产物。这些我是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做了一个很短的讨论，然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然后我要答辩，就写的长，写的长最后就写成了一本书。十一五提了一个口号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十一五的主线。

总结十五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九五计划方针贯彻不下去，原因是因为有几个执行障碍，而虽然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一个决定，叫推进改革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决定基本上没有执行。所以十一五虽然做了规定，但是进展很小。以后提出的几个口号，其实内容都是一样。

后来的引领新常态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新常态跟西方说的新常态好像不太一样。西方说的新常态就是说进入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衰退状态。我们是两条，所以走向新常态或者是引领新常态他要实现的一个常态是什么？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增速下降，第二个特点，效率提高。那次也讨论的不彻底，因为从中央领导讲都是转向新常态，走向新常态，到了报刊或者说民众的讨论的时候是说我们已经在新常态里面了。这个新常态就是第一条，没有第二条。所以真正要实现一个我们所期望的新常态，他一定要有第二条。所以这个关键也还在一个效率问题，然后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了。

在我看来，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供给侧，从供给侧找问题、求对策，这是一。二是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结构性改革。那为什么会提出要供给侧去找问题呢？他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从2009年以后一段时候都是从需求侧找问题的，这是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力气不够，怎么办？增加需求。当然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这个方面发表过意见，说不对，研究长期增长不能从需求方面去研究，要从供给方面因素去研究。这个中央定下来了，要从供给侧找问题，去找对策。

另外，如果结构性改革或者说改革推进不够，效率提不高，也纠正不了资源误配，结构优化不了，用什么办法？用行政命令下指标，比如说钢铁下个指标今年降多少万吨，然后下到省，省下到县，县跟企业定合同、责任书，你今年下多少。但这样的话，距离原意我觉得就有相当的差距了。当然，在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行政手段是要用的，但无论如何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哪怕像十四届三中全会讲，起基础性作用也好，让市场发挥作用来解决问题。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具体问题都要回到基本。那么这个发展问题或者说增长模式问题的基本，本质的规定是什么？我看就是索洛写的增长函数，这是一个总量，也可以取增量，就是经济合同的增量，通常用G来表示，那么就是这三个因素的增量。资本的增量，K的增量，L的增量，还有一个就是A，就是TFP的提高，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在于我们过去的增长是靠的一个是人口红利，也就是说L的增长，一个靠的是海量的投资，就是K的增长。但是这两个东西都碰到问题了，人口红利大概在2005年、2006年已经消失了，现在劳动力总量从去年开始就总量下降，那么新增劳改力就更加明显。资本海量投资来支撑已经用不下去了，它发生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回报递减。2009年那个刺激增长率上去了3个百分点，而且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后来的刺激强度不比那个时候差，但是效果递减，到最近两年已经没有作用。另一方面，他的副效应变得非常的大，就是杠杆率，杠杆率的高已经超过了临界点，特别是去年开始进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变得很突出了。所以不能再用海量投资的办法去做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从供给侧的分析其实就是要用索洛的这个增长函数来分析，或者说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式来分析，说到底好像就是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过去的讨论深入到这个程度，除了专家，我刚才讲了专家其实计划经济都是用这个办法去分析的。

体制的变革

再讲体制，其实体制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弄的很透彻。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经济为什么优于计划经济。这个问题并没有讨论清楚，所以他不断的提出，然后最好的就是希望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的功能，其实这个就牵扯到像我们老理论经济学的人，其实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解决这个。但是因为太注意现象层面的就事论事了，所以市场因为整个的争论历史的过程很长，你要从现象抽出本质来，哪几代人。因为人类有一个好处，人类是有语言的，所以可以借鉴前人的成果，像这个问题，到底计划经济有没有效率，也是经过很长的时间。

在二十世纪初期，帕累托证明了计划经济可以和市场经济一样有效率，但他引用的是新古典模型，那个模型有个前提，信息是充分的。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计划经济，通过计算得出来，能够跟市场经济达到同样的水平。但是后来哈耶克给了这个论证致命的一击，他证明这样的信息机制是不可能建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条：信息的非对称性。信息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信息是分散发生的。在经济活动中，你怎么把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个重要计划机关，然后通过他的计算切入呢？计划委员要把企业的信息集中起来，是要从下面往上报的。

那么我过去工作就是跟国家计委是在一块的，计委党组领导，所以有一年我去参加过计划制定工作，就是制定价格计划。你就发现了，你这个信息没有办法，他下面报的时候有一个项，就是所有的产出信息都要少报，所有投入的信息都要多报，否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因为他有不确定性，他有保险。于是，计委他知道他虚报，所以我就核，就要砍一刀。那么这个基层知道你要砍刀，所以我比我多报的还要多一点。这个叫做“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

你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呢？有人说有个办法，现在计算技术不是很厉害吗？这是从兰格来的，兰格说如果有电脑的话我不会写那篇市场社会主义的文章，因为你放进去几秒钟就出来了。于是苏联也干过，罗马尼亚也干过。就建立全国网络，重点企业的数据直接到国家计委。苏联好像是七十年代这个网络建成了。他们说苏联太大，但是罗马尼亚不大，也不成。这个问题没有讨论清楚，现在又来，说大数据之后就搞计划经济就有效了。

关于政府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讲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除了市场的决定作用，还有政府的作用。仔细看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是说清楚的，这句话叫：要更好地发挥。就是说过去发挥得不好。那怎么更好呢？就是校正市场失灵，发挥市场作用，而不是用行政命令发指令性指标。但是那些基本的，为什么市场有优越性？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没有讨论清楚。等到要解答的时候，有的人抓住这几条，有的人抓住那几条，结果就没有办法讨论起来。

所以我想总而言之，我们要首先把基本问题研究清楚，因为他是讨论的本质性的问题。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发了一个文章叫《经济学原理》，他里面说的对，就是你把本质的问题抽象起来，你的观察才能深刻，你的结论才有一般性。因为本质是贯穿在各种的现象中间的，所以你对本质问题研究清楚以后，你观察的覆盖面就可以更快。否则你只能就事论事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做出回答，无法把这个知识迁移到别的现象上去运用。

最后我就不具体说了，就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今年的主线，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这两个方面，我们都从基本问题上入手。一个就结构优化，结构优化就是纠正资源的误配，使得他效率提高。另外一个就是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改革把这个统一开放竞争，把有序的市场建立起来。

市场就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有效的配置资源，能够纠正资源的误配，在再配置中提高效率。另外一个他的作用就是建立一个所谓兼容的激励机制，使得人们有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有推动力，这样才有可能创新。那么通过市场的这两个作用，比如说三去一降一补，就是要通过两条，一条就是通过奖优惩劣、优胜劣汰，把结构变得更好。一条就是通过激励机制的改善去激励创新和创业。通过这样的办法，也许我们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就会比现在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