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携其新书《中国改革三部曲》，以“研究中国真问题”为主题发表主题演讲。本场讲堂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高金)和中信出版集团上海公司（中信·大方）联合主办。高金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张春，金融学教授严弘以及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陆铭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参与圆桌讨论。活动由著名媒体人秦朔主持。4月18日，《陆家嘴》对此进行了报道。

吴敬琏告诫：不研究本质问题，改革就会反反复复 | 思想合伙人

4月16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携其新书《中国改革三部曲》，以“研究中国真问题”为主题发表主题演讲。本场讲堂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高金)和中信出版集团上海公司（中信·大方）联合主办。高金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张春，金融学教授严弘以及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陆铭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参与圆桌讨论。活动由著名媒体人秦朔主持。

一

这两年我参加一些论坛，常常说这么三句话：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核心是研究基本问题。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对于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就是就现象答问题的多，对基本问题常常研究得不透。现象是多种规定的集合，而且是千变万化的。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以后就热闹一通，但是浅尝辄止，没有把基本问题弄明白。不久，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是很偶然的因素，很次要的因素，很短期的因素，它的现象表现就往往有所不同，于是又来一次浪潮。对这个浪潮又是这样，就事论事，浅尝辄止。当同样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现的时候又觉得是一个新问题了。对于原来已经得到的认识倒很模糊了，又重新来，每次都从零点开始，每次都走不远。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浪潮来的时候都要把基本问题弄清楚。本质的东西是比较稳定的，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步步深入，不至于每一次都回到零点再来。

这次（讲座之前，主办方）筛选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问题，这么多问题今天都进行讨论就很难。我们如果能够继承原来取得的成果，再做一些假设，把新的现象加进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步步深入来理解这些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属于政府官僚推动型的改革，新一轮改革的动力源在哪里？这里面好多事情都不知道，比如说第一句话，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前三十多年改革是什么改革？他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他这个改革是官僚推动型的改革呢？好像这些事情都不是已经弄明白了的事情。那么再跳到最后的问题，就跳不过去了。那新一轮改革动力源在哪里？这个问题几乎是没法回答的。要回到这个问题要回到源头上去，那这个改革内容是什么？我们前三十年的改革是谁推动的？是一个社会力量推动的还是说若干个社会力量推动的？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期望，有不同的做法，他是由同一个社会力量推动的，还是由不同的社会力量推动的？这些问题如果都不清楚的话，他就没办法回答。

再举一个例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去年的供给侧改革主要领域在工业，结果煤、钢、黑色冶金普遍涨价，其他行业生产未见改观，到目前为止成效并不令广大民众满意，这是不是一个伪供给侧改革？如何才能有效的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但是到底什么叫供给侧改革？这个问题本身不清楚。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时候叫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供给侧改革了？供给侧改革又跟“三去一降一补”是一回事了。现在钢铁涨价了，去年的中国钢铁的产量是增加了，没有减少。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要就问题本身显然没办法回答，要回答就要一直开回去，开到那个最先，为什么会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供给侧？为什么要结构性改革？当时这个口号提出以后一炮而红，但没有把这些事情追问清楚。以至于现在问题来了，就没办法回答。

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研究基本问题，所有现实问题都需要研究，但是要回到基本，从基本那个地方弄清楚，然后一层层的往现象推。我认为马克思说的是对的，不能从现象出发。为什么？因为现象是多种规定的集合。所以马克思提倡抽象法我觉得是对的，他说研究的过程是抽象。

二

就中国来说，贯穿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是两个主要的线索：一个线索就是增长模式的转型，一个线索就是体制的变革。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讲一讲回到基本问题是什么。

关于增长模式，我认为我们就现象提出了很多的口号。就这些现象直接解决这些问题，从现象层面上解决问题，提过过不同的口号。每一次口号提出以后都经过学习，可是没有把那个基本的认识留下来。比如说，我们从1981年到2015年提过很多口号，但是好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1981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务院所属部门和一些咨询机构做了很多研究，到了1981年年末的时候就由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叫十大建设方针，比如说要降低重工业的投入，要拯救我们的农业，要发展轻工业，要发展商业，以及如何进行技改等等。这些方针是要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经济学还跟海外隔绝，所以效率这个概念很少提，叫做效益，当然效益也不清楚是什么。当时有的人说效益就是利润，有的人说利润不能表现效益。但是这个问题是抓准了的，其实就是效率问题。

然后因为这个方针没有讨论透，过了两年，到1983年的时候有一位理论家、政治家就出来说话了，邓力群先生说这个十大方针里面有一些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原理的。比如说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一个基本原理；比如说要靠投资来拉动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基本原理有一条，叫做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来源。他说投资是增长的唯一来源。在《红旗》杂志上写了一篇长论文，连登了三期。他说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必须坚持。也就是说优先发展重工业，靠投资来增长，否则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个十大方针以后就很少有人提了。

这种增长模式造成的结果演变的越来越严重，到了1995年的时候国家计委就提出，说很多经济问题都是因为靠投资驱动的这种外延式的增长。就找了一个苏联口号，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是苏联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提出的一个口号。苏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1959年开始，三个五年计划超过美国。按增长率计算，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操作。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发现问题不对了，苏联经济增速出现下降，首先是因为劳动力紧缺。增长力下降之后苏联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就超不过美国。更加麻烦的是另外两个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扩大了，一个是技术差距，一个是生活水平差距。于是苏共中央就要求经济学界讨论发生了什么事。经济学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加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所以他们和苏共中央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提高效率，他们从《资本论》第二卷找到一个词，就是主要靠资源投入的增长，叫做外延增长和粗放增长，这是翻译问题。而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叫做集约增长或者内涵增长。于是就提出一个口号，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转到集约。

1995年的时候国家计委觉得我们也是这个问题了，就接受了苏联的口号，向党中央提出我们要实现这个转变。党中央做了研究，所以我们在第九个五年计划里面就说了要实现这个转变。那次中央机关进行了一些讨论，研究了苏联为什么没实现，他当时的认识就是说体制不行。所以我们在九五计划里面提的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根本转变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说，这个第二个转变是第一个转变的基础。

但是这个在经济学上什么意思？粗放可以是另外一个意思，集约也可以是另外一个意思。比如说种卫星田就是粗放的，大量施肥就是集约的。因为没有就基本问题说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本身就有点模糊。这个计划通过以后，过了几年人们慢慢就不知道这个转变是从哪转到哪。从经济学家文献看，只有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这本书里面专门有一节，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解释这个口号。

1995年的九五计划还可以，那个时候改革跨了一个大步。十五就不行了，这次依据的是霍夫曼经验定理，即工业化的后期是重化工业化时期。于是（这种做法）一下子就风靡全国，都搞重工学化，用大量的投资去做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因为它是资本密集的。于是十五计划整个期间的增长模式是往后退，到了十五计划后期各种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十一五的时候又一次大讨论，到底走那条路线？是回到九五计划？最后回到九五计划的意见占了上风，《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本书就是这个大讨论的产物。这些是我在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做了一个很短的讨论，然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然后我要答辩，越写越长，最后就写成了一本书。十一五提了一个口号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十一五的主线。

十五的时候为什么九五计划方针贯彻不下去，是因为有几个执行障碍。虽然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一个决定，要求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决定基本上没有执行。所以十一五虽然做了规定，但是进展很小。以后提出的几个口号，其实内容都是一样。比如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各种说法。什么叫跨越？为什么中等收入会有陷阱？比较让人可信的，是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的报告我觉得解释得很好：在中等社会阶段有些增长的动力这个时候已经不管用了，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这个新的动力就是提高效率。

后来的引领新常态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说的新常态跟西方说的新常态好像不太一样。西方说的新常态就是说进入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衰退状态。我们讲的新常态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增速下降，第二个特点，效率提高。那次也讨论地不彻底，因为从中央领导讲都是转向新常态，走向新常态，到了报刊或者说民众的讨论的时候是说我们已经在新常态里面了。

在我看起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供给侧，从供给侧找问题、求对策。二是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结构性改革。那为什么会提出要供给侧去找问题呢？他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从2009年以后一段时候都是从需求侧找问题的。三驾马车力气不够，怎么办？增加需求。很多经济学家在这个方面发表过意见，说不对，研究长期增长不能从需求方面去研究，要从供给方面因素去研究。这个中央定下来了，要从供给侧找问题，去找对策。

那么其实中间的环节是什么呢？就是提高效率、优化结构、纠正资源误配。那么怎么才能纠正资源误配，提高效率呢？就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框架建立了，但是很多中间的架构都是要改的，叫结构性改革。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了供给侧改革了，跟需求侧改革相对立的一个东西。

如果结构性改革推进不够的话，那么效率提不高，也纠正不了资源误配，结构优化不了。那么用什么办法？就用行政命令，用行政命令下指标，比如说钢铁下个指标今年降多少万吨，然后下到省，省下到县，县跟企业定合同、责任书，你今年下多少。整个原意我觉得就有相当的差距，当然在我们的情况下市场还不完善，行政手段是要用的，但是无论如何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哪怕像十四届三中全会讲的，起基础性作用也好。

三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具体问题都要回到基本。增长模式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看就是索洛的增长函数。

我们过去的增长一个是靠人口红利，也就是说L的增长，一个靠的是海量的投资，就是K的增长。但是这两个东西都碰到问题了，人口红利大概在2005年、2006年已经消失了，现在劳动力总量从去年开始就总量下降。资本海量投资来支撑已经维持不下去，发生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回报递减。另一方面，副效应变得非常的大，就是杠杆率，杠杆率高得已经超过了临界点，特别是去年开始进入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变得很突出了。所以不能再用海量投资的办法去做了。

因为改革开放，有一段时间全要素生产率比改革开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间，有人说2004年，有人说2005年，至少到2007年以后，TFP增长率明显下降。有的计算，因为这个TFP计算上差一点就会有差错。

所以供给侧的分析其实就是要用索洛的这个增长函数来分析，或者说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式来分析，说到底好像就是这样的问题。

再讲体制，也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弄的很透彻。第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经济为什么优于计划经济。这个问题并没有讨论清楚，所以问题不断的提出，然后希望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的功能，其实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解决这么个问题。但是因为太注意现象层面的就事论事了，所以整个争论的历史过程很长

在二十世纪初期，帕累托他们第一次论证了计划经济可以跟市场经济同样具有效率。但是他这是引用新古典模型，他有个前提，信息是充分的。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之下实行计划经济，通过计算，能够跟市场经济达到同样的水平。但是后来哈耶克给予致命的一击，他证明了这个信息机制是不可能建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条。信息的非对称性，信息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哈耶克说得对，但是这个信息是分散发生的，在经济活动中，你怎么把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个重要计划机关，然后通过他的计算切入呢？

我过去工作就是跟国家计委是在一块的，计委党组领导，所以有一年我去参加过计划制定工作，就是制定价格计划。你就发现了，信息没有办法完全，下面上报的时候，所有的产出信息都要少报，所有投入的信息都要多报，否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于是，计委知道他虚报，所以我就核，就要砍一刀。那么这个基层知道你要砍刀，所以比还要多报一点。这个叫做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兰格说如果有电脑的话我不会写那篇市场社会主义的文章，因为你放进去几秒钟就出来了。于是苏联也干过，罗马尼亚也干过，建立全国网络，重点企业的数据直接到国家计委。苏联好像是七十年代建成这个网络。他们说苏联太大，但是罗马尼亚不大，也不成。这个问题没有讨论清楚，现在又来，说大数据之后就搞计划经济就有效了。

总而言之，我们要首先把基本问题研究清楚，因为他是讨论的本质性的问题。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发了一个文章叫《经济学原理》，他里面说的对，就是你把本质的问题抽象起来，你的观察才能深刻，你的结论才有一般性。因为本质是贯穿在各种的现象中间的，所以你对本质问题研究清楚以后，你观察的覆盖面就可以更快。否则你只能就事论事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做出回答，无法把这个知识迁移到别的现象上去运用。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今年的主线，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这两个方面，我们都从基本问题上入手。一个就结构优化，结构优化就是纠正资源的误配，使得效率提高。另外一个就是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改革把这个统一开放竞争，把有序的市场建立起来。市场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能够纠正资源的误配，在再配置中提高效率。另外一个他的作用就是建立一个所谓兼容的激励机制，使得人们有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有推动力，这样才有可能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