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博士，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1978年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曾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系教授、博导、金融系副主任和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等职务。

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今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13%左右。”这是社会融资规模（TSF）首次在国家层面被作为增长指标提及，首次被纳入了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指标。实际上，将它作为货币政策调控指标的研究、设计和论证已经进行了近6年，而这个“土生土长”于我国的指标也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将金融体系资产方指标直接应用于货币政策实践。

本周，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金融市场与宏观政策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经过实践检验，社会融资规模已成为中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的重要指标。他同时犀利地指出，中国经济更需要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学指标体系，不能盲崇西方框架或理论。

货币贷款已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融资规模社会融资规模“出生”于中国人民银行，作为该指标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和研究者，有人称盛松成为“TSF之父”、“TSF奠基人”，他则坚持认为自己仅是一位“学者”，是在人民银行党委和周小川行长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社会融资规模是集体智慧和努力的成果。由于这一概念在全世界范围并没有先例，面对经济学理论惯性沿袭西方理论发展的学术环境，并非一开始并就被学界接受。然而，面对质疑，盛松成依然坚持从统计中发现规律，从理论中寻找根基，大胆率先进行创新。

近年来，我国金融总量快速扩张，金融结构多元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证券、保险等对实体经济支持的力度加大，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对贷款表现出明显对替代效应。在这样的环境下，盛松成观察到，人民币贷款也不能完整反映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也无法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货币与信贷也越来越不相匹配。这时，理论研究与政策操作都需要能全面、准确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更大口径统计指标。

“金融调控面临挑战，如果再仅盯贷款就会引起‘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盛松成解释，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和主要监测分析指标分别是广义货币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人民币贷款一直是金融对实体经济最直接和主要的资金支持。但近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和M2增速在实际执行中有时会偏离调控目标，例如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计划投放人民币贷款5万亿元以上，但当年实际投放9.59万亿元，超出年初计划92%；2005年计划M2全额全年增长15%，但实际增长17.6%，比年初计划高出2.6个百分点；2009年M2计划增长17%，实际增长27.7%，比计划高出10.7个百分点。“宏观调控只控制贷款规模，其他融资方式就可能快速增长。因为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贷款占整个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不断下降，对实际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的金融变量已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信贷。”比如，2010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7.95万亿元，同比少增长1.65万亿元，但实体经济通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从金融体系新增融资高达3.60万亿元，同比多增2.02万亿元。

世界范围的“独一无二”

基于市场变化考量和宏观检测分析需要，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概念。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年度工作会议上，周小川行长指出，要“加强对社会融资总规模的研究”，“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经过多方努力和论证，2011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正是建立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制度。

由于世界范围“独一无二”，而中国经济尤其是理论的发展在学界更多崇尚沿袭或发展西方理论，对于从“0-1”的创新显得保守。因此，作为这一概念的主要设计者，盛松成一开始面对不小的学界压力。不过，他十分自信，因为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并非凭空而生。上世纪50年代后，伯南克、史蒂格利茨及托宾等经济学家陆续提出并形成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信用观点——以货币为代表的负债方并不能全面反映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及影响，贷款、债券、股票等资产方也能反映出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是以这一理论观点结合大量的中国经济统计数据，人民银行提出了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

而且，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主要国家统计信息缺口问题，这在我国也不同程度存在。对此，我国积极应对，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开展金融业综合统计。而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实际上是金融业综合统计的先行探索，其指标编制是我国作为G20成员国在应对统计信息缺口方面的重要尝试，指标的跨市场和跨机构特点使其统计完全符合危机后国际金融统计的新趋势，也得到IMF、BIS、OECD及各国央行统计专家的肯定。

社会融资规模能反映结构性问题 盛松成将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量称作“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认为它们共同构成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社会融资规模从金融机构资产方和金融市场发行方进行统计，从全社会资金供给的角度反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而货币政策则相反，从金融机构负债方统计，是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提供的流动性和购买力，反映了社会总需求。”他解释。

社会融资规模不仅是一个总量指标，它具有丰富内涵，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保险公司赔偿、投资性房地产和其他融资等，能反映出很多结构性的问题，目前涵盖增量和存量、绝对额和增速、年度和月度数据、全国和地方数据。

2002年-2015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快速扩大，有效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据统计，2015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5.41万亿元，是2002年的7.6倍；2015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与名义GDP的比率为22.48%，比2002年上升5.96个百分点。而同时，人民币贷款占比大幅下降，外币贷款先升后降，直接融资尤其是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发展，实体经济通过金融机构表外融资迅速增长，这些指标的变化都反映出我国融资结构多元发展，金融对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不断提高。

社会融资规模反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当前我国正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盛松成表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供给侧变动情况，社会融资规模都能够一一反映，能够作为反映改革进展的重要指标。他举例说，比如，近期社会融资规模中产能过剩行业贷款持续低迷就反映了去产能的情况。截至2016年6月末，产能过剩行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0.5%，自今年3月以来连续4个月负增长。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一降一升的结构性变化，表明房地产去库存化进一步加速。截至2016年6月末，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0.1%，增速自2015年6月以来总体趋于回落，反映房地产潜在供给下降；购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0.6%，比各项贷款增速高16.3个百分点，反映购房需求正在回升。此外，2015年剔除股票融资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占GDP的比例为21.4%，比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高水平38.9%回落了17.5个百分点，这表明社会融资规模结构变动反映实体经济去杠杆趋势。

不仅如此，社会融资规模中高成本融资占比的减少还表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下降。2015年债券和股票等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重24.0%，较上年提高6.6个百分点，较2008年上升11.3个百分点。债券发行利率低于贷款利率，股票融资也无需利息支出，因此这些直接融资占比上升有利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而同时，表外融资大幅减少，表外业务转移至表内减少融资风险，缩短融资链条，也降低融资成本。还有，截至2016年上半年，农户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3%，同比多增659亿元。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及小微、农业等“短板”领域信贷的增长也较快，有利于产业升级和扩大有效供给。

“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是信用观点等货币金融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首次在金融机构的负债方之外，创造性地从资产方提出全新的涵盖范围较为全面的货币政策监测分析和调控指标。”盛松成认为，当前国家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已无争议，但如何改、怎么做还未出台，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和金融业综合统计将为改革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