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新浪财经发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吴飞的专栏文章。吴飞教授指出，热衷于慈善事业的企业家越来越关注自己慈善资金的使用产生的影响力，从而进行必要的战略性规划和配置。

中国企业家做慈善另有所图吗？

热衷于慈善事业的企业家越来越关注自己慈善资金的使用产生的影响力，从而进行必要的战略性规划和配置。2016年4月份，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宣布，将捐出一亿股腾讯股票注入正在筹建中个人的慈善基金会，支持在中国内地为主的医疗、教育、环保等公益慈善项目以及全球前沿科技和基础学科的探索。

对于他本人捐赠的期望，马化腾表示： “通过十年的公益实践和探索，日益感到需要一个更长远、更高效的系统规划和架构，以善用财富回馈社会。同时通过专业团队提升公益活动的管理效率。。。” 这是众多顶级商业大佬将财产捐献作为公益目的，而又对慈善目的和效果进行有效规划的案例之一。其他例子如福耀玻璃的创始人曹德旺，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后，累计个人捐款达50亿元。曹德旺更是捐赠价值35.49亿元等值的福耀玻璃股票，设立河仁慈善基金会，利用基金会管理其慈善资金的使用。

这些事件标志着中国企业家的慈善行为从简单的金钱捐赠向更加具战略性规划的慈善事业的演变。之前的慈善模式往往比较简单：企业家捐出一笔钱给某个官方或非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或者捐建诸如希望小学等硬件设施，但很少事前对捐赠的目的和资金使用进行规划，也很少对事后捐赠行为的效果进行评估。当慈善不再是简单金钱的赠与，那通过什么方式，采用什么样的战略规划，慈善行为的效果才可以最大化呢？

首先，战略性慈善规划往往具有目的性—首先确定对改变社会/环境（小到社区大到国家或地球）的期望，然后通过慈善行为作为工具达到该目的。其次，一个专业的团队或机构（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家族办公室或基金会）可以帮助捐赠人的慈善行为进行定位、提供尽职调查和评估和衡量慈善行为的效果和影响。2015年底同样备受关注的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的股票捐赠事件就是一个对慈善行为潜在效果关注的例子。

扎克伯格要设立的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是一家不享受免税优惠的最普通的责任有限公司（LLC）。但这样的好处是这笔钱仍然由扎克伯格全权控制。为了达到他所说的宏伟的慈善目标，他可以选择直接投资、游说影响立法，也可以选择纯粹的捐赠，这是非营利机构在税法限制下无法做到的。扎克伯格可能相信资金在自己手中能确保发挥到更大的社会作用。

为了理解慈善规划和影响力，我们首先探讨一下慈善的不同定义。在英文单词中慈善的翻译用得较多的是“charity”、“donation” 或“giving”等，指的是捐赠、救援和资助行为，隐含着对问题的战术性、短期的解决方法。另外一个单词“philanthropy”较为少见，由philos和anthropos这两个希腊单词组成，意为“对人类的爱”，特指战略的、主动的或基于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解决长期问题的慈善方案。

这两者有何区别呢？我们拿留守儿童问题作为一个例子。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众所周知，产生这类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乡村生活贫困，为此父母不得不外出务工。而因为务工之处生活/教育环境使然，又不能将子女带在身边。既然家境穷困是问题的根源，“Charity”慈善捐赠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各种慈善机构为留守儿童提供生活支持（如金钱或衣物捐助）、精神支持（如心理辅导或义务教育）等。

这个方案可以帮助短暂解决部分问题，提升留守儿童生活环境，但是治标不治本，因为留守儿童最需要的是父母留在身边。所以有慈善组织（如宋庆龄基金会）或国家的扶贫机构提供贫困父母回乡创业的方案，通过资金支持鼓励父母留在家乡创业。这种方案在简单捐赠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试图解决根源问题。然而，捐赠或扶贫资金毕竟有限，同时无偿使用资金也会产生代理问题，这种模式很难保持长期的持续性。

那么“Philanthropy”的方案是什么呢？对于类似问题，国外较为流行的一种新方案叫“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影响力投资是一种将财务回报和对社会/环境的正面影响结合起来的投资方式。假设马化腾希望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有明确的慈善目标），这部分资金将用于投资在任何鼓励和支持留守儿童父母回乡创业的商业项目。比如说，马化腾投资到一个与农村贫困妇女合作创业在当地成立社区美容连锁店的商业项目。他的投资不仅为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提供影响，同时也能产生商业收益，以确保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

21世纪的全球面临很多社会和环境问题，政府拨款、国际组织的资助和慈善捐赠并不足以最终解决问题。通过关注多重回报，既可以是财务回报也可以是社会影响力回报，或者是两者兼备，影响力投资可以引导社会私人资本到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为什么这种模式能够提供其他投资和慈善机构无法提供的作用呢？

影响力投资的理念是 “doing good while doing well”，不仅仅是为投资者创造回报（doing well），同时是通过做好事来创造回报（doing good）。曾有媒体这样评论曹德旺河仁基金会成立的意义：“曹德旺以一己之力，以一家民间基金会为载体，撬动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等几大国家部委的通力协作，探索中国慈善模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如果一个影响力投资基金能也够撬动比自己大几倍、几十倍的社会资本，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或环境问题，这样的投资行为不也产生巨大的影响吗？

资本市场投资为投资者创造价值，影响力投资可以将为社会创造价值和可持续性结合起来，这是富有人士的战略性慈善规划和丰富其投资组合的一种方式。富有人士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在社会影响力和财务回报之间达到一个平衡。

基本而言，根据对两个目标的取舍，可以将影响力投资者分为财务优先（financial first）投资者，即追求建立在对社会/环境的正面影响的基础上财务回报最大化的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影响力优先（impact first）投资者，即追求在一定的财务回报基础上社会/环境的影响力的最大化的高净值人士、家族办公室及慈善基金会。那么对于两类投资者在资产配置当中可供选择的会有什么样的投资产品呢？我们分别就财务优先投资者和影响力优先投资者举两个例子。

财务优先投资者的绝对收益投资机会：Harcourt BelAir 可持续另类基金不单是一个对冲基金，也是第一家签署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的FOF基金（fund-of-hedge-funds），持续跟踪全球对冲基金标的。像传统FOF基金一样，根据基金的投资业绩表现，基金经理的素质选择投资标的。不同的是，BelAir同时通过五个维度评估确保所投资的基金与自己设定的内部社会责任投资（SRI）原则保持一致。

作为BelAir基金的投资者（包括瑞典保险集团Folksam、挪威保险集团Storebrand、英国巴克莱集团、日本住友会社、瑞士电信公司养老基金等），配置其资产到这个执行绝对收益策略的对冲基金工具，获得全球组合分散和市场基准的财务收益的同时并满足投资者SRI的意愿。对于后者，基金组合中的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只能局限于符合非常严格的SRI规定的投资标的，确保投资者资金不会投入与SRI要求不一致的企业和国家/地区。

影响力优先投资者的私募股权投资（VC/PE）机会：Acumen股权投资基金是2001年设立的一家非盈利全球风投基金，使用创业企业的方式来解决全球的贫困问题。主要的种子基金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思科基金会和三位个人慈善家；目前投资者包括基金会、家族办公室和企业。

投资的方向为直接服务穷困人口、具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和明显的创新元素的项目。目前的投资组合在四个领域：健康、水资源、能源和住房。投资规模从30万美元到2百万美元之间，股权或债权投资形式，目标在5-7年间退出。整个股权投资组合潜在总回报约为10-15%。一个典型案例是2007年投资在印度孟买1298救护车公司。1298提供经济适用的救护车设备和服务，采用一套根据病人对特定医院的支付能力调整的价格标准。一般被政府医院普通病床接受的最贫困的病人通常支付半价或免费。大约20%的服务免费提供或费用按补贴价格收取。

国内也有一些具有慈善规划的企业家开始采用影响力投资的方式进行资产配置。笔者调研了一家国内影响力投资基金：A基金由某成功企业家创立，所投资方向分成三个层面：不需要回报的项目，要求少量回报的项目和要求市场回报的项目。不需要回报的投资用于无法产生收益的项目，比如说搭建一个免费的公益事业的信息共享平台，所以首先考虑到的是社会影响力。需要少量回报的项目既考虑到持续经营能力又要考虑到社会影响力。

比如说，投资到一个为公益人员提供更便宜的体检和保险的项目。让利部分来自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但项目通过收取服务费保持其持续性。要求市场回报的项目的标准是能够发挥社会企业优势的不容易被复制的项目，比如说企业已经介入到而且盈利的领域，或者能清晰看出是否盈利的行业。一个例子是，社会上培训班大部分都是盈利的，具有社会影响的培训班项目可以达到双重目的。

传统对的慈善思维停留在将金钱捐赠给自己选定的对象。慈善人士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发展传统的补贴性思维方式到一个更加具战略性的思维—将慈善看做一个组合，对资金进行战略性地配置。年轻一代的富有人士越来越关心身边存在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希望寻求创新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趋势是对于捐赠行为的关注转向对于这些行为达到的影响效果的关注。

【原文链接】中国企业家做慈善另有所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