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家嘴》3月刊刊发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教授邱慈观的专栏文章《君子之学的现代意义》。
 

君子之学的现代意义

大哉论君子，今天以人格典范的向往为例，与读者分享中国传统经典的现代意义。

历经几番浮沉，长期被视为中国文化主轴经典的《论语》，目前再度受到社会重视。但是，值得省思的是，其中是否有些恒常道理，足以跳脱时代限制，仍能对现今个人生活及当代社会发展提供指引?

有些外国人不理解《论语》为何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如此重要，而仅将它看成嘉言录或智慧小语。若此，则《论语》沦为《菜根谭》之流，顿失精彩。

梁启超说得好，《论语》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孔子的价值。通过《论语》的文字记录，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人格生命。这也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所言：“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更重要的，这个人格生命展现出一种价值观和生命方向，更经由后学之承启，开出一个重要的文化方向。

在此意义下，前人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甚至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誉之所至，谤亦随之。百年来在西方文化强势冲击下，孔子曾被视为中国积弱不振的代罪羔羊。然时至今日，情势迥异，我们应可更持平地评价自身传统。

依20世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看法，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的精神历程，乃世界历史的轴心。这期间出现的重要思想家，包括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犹太教先知等，纷纷引领当地的文化方向。

孔子开出的文化方向，可名为道德伦理之路，其独特处在于，不离现实世界而为个人与群体提供安身立命之道。它有别于以苏格拉底为首之雅典三哲所开启的科学理性之路，亦不同于释迦牟尼、耶稣和穆罕默德所开启的信仰超越之路。这是人类文化的三大方向，使人脱离自然人而为文化人，至今仍主导着世界的发展。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能受教育者多为贵族子弟，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须学习的基本实用科目。钱穆《国史大纲》说：

“知书数可为冢宰，知礼乐可为小相，习射御可为将士。”但这些并非孔子教学重点。《论语》提到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其中德行之学居首，乃孔门最重视者，也最能超越时代限制，而显其恒常意义。

孔门德行之学，实即君子之学；以成为君子为其志向，学习通过日常实践而修养自己成为君子。孔子承认，人生有些事是操之在外者，但决定自己是否要做君子，却是操之在我者。人不同于树木，人有反观自觉与自主自决能力。种子不能决定它要成为什么样的树木，人在相当程度上却能决定他要成为怎样的人。因此，人亦须为自己成为怎样的人负责。

面对操之在我与操之在外的区分，孔子以积极的态度看待，强调那些可被我们控制或影响的因素。另外，态度愈积极者，操之在我的范围愈大，自我负责的部分也愈多，故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反之，态度愈消极者，操之在外的范围愈大，愈容易怨天尤人。

孔子承认人有先天禀赋的差异，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这些差异具有决定性，故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问题是，绝大多数人仍是可移的。在君子之学的道路上，才性境遇不能用来卸责，亦不能用来骄恃。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才美者反而应更加自觉，必须承担更多责任。

各人境遇才性不同，但皆应步上人生的正道，这点没有差异。禀赋有别，容或有先后难易，但也同样能做得到。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人性固有向上与向下的两股力量拉扯，但个人可在其中做主。君子与小人之分，不是预先决定的。日日上达者即成为君子，日日下达者即成为小人。要不要做君子，要不要坚持下去，完全取决于自己，故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用现代术语来说，君子之学是一种德行伦理学(virtue ethics)、理想伦理学(ideal ethics)或向往伦理学(aspiration ethics)。在此，君子是一种人格典范，有志于君子之学者，以君子为心之所向的理想，故会在日常实践中勇猛精进，追求自身德行之持续完善。由此可见，君子之学是一生的志业，绝非易事。故曾参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读到此处，不少人会想，君子何其难为，遑论圣贤。其实，关键在于，君子这种理想本来就不是用来要求社会所有成员。如果要求人人皆为君子、成圣成贤，实乃错用孔子。君子理想之起作用、有意义，乃是对那些向往君子、以君子为志向的人。换言之，君子理想是用来要求自己，而非用来要求别人。事实上，这也是所有理想伦理学的特质。

不过，孔子认为，除了有志者之外，居上位者或有社会影响力者，也应适用君子理想的高标准。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有权势者或今日所谓的公众人物，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大，因此也负有更大的责任。“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当此观念成为共识，享有至高权力的帝王亦不得不受此约束。

孔子君子之学的理想，一方面用来引导以君子为职志者，另一方面用来规范居上位者。今日宣讲《论语》，应守此分际，不宜拿理想伦理去要求所有人，只能标举其理想，以待受此理想启发而有所向往者。现代公民社会中，对所有公民可要求的，仅属底线伦理(bottom-line ethics)或基本伦理(minimalism)。例如，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即是一种底线伦理。

孔子说的“仁者爱人”是一种理想伦理，因为爱是没有止境的。反过来看，仁者起码不可害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可害人”就是一种底线伦理，可以用来要求所有人，并对违反者课责。读者切莫看轻底线伦理，其实亦不容易做好。现代社会人际互动方式多样，个人言行很难不对他人造成影响。说到不伤害他人利益，其实范围很广，法律不可能全部明定。一个社会中，具有底线伦理意识的公民愈多、涵盖范围愈广、具体做法愈明确，则此社会愈称进步。

总之，理想伦理的向往有其可贵处，底线伦理的要求有其必要处，不论对个人、对企业、对组织、对社会，两者兼顾且各得其分，方称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