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陆家嘴》杂志12月刊刊发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教授邱慈观的专栏文章《社会影响力债券》，邱慈观教授在文中介绍，随着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兴起，近年出现一种创意融资方式——社会影响力债券（social impact bond, SIB），以解决因政府资金短缺而导致社会服务不足的问题。
社会影响力债券
大哉论投资，上回谈社会影响力投资，这回接续，与读者分享一种相关的融资方式，结合政府、民间及投资人力量，以解决青年失业、儿童寄养、游民露宿、罪犯更生等社会问题。
长久以来，民众以为，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责任在于政府，直到各国财政窘困，有些捉襟见肘，有些几近破产，造成公共服务紧缩，不得不以另类方案解决问题。在此背景下，多年前就有政府与民间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模式，由参与合作的官方单位与民营组织签约，后者承担公共服务项目的部分资金、技术并运营风险，最终成本则由使用者支付。
随着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兴起，近年更出现一种创意融资方式，以解决因政府资金短缺而导致社会服务不足的问题。这种新方式——社会影响力债券（social impact bond, SIB），是一种“成功才付款”（pay for success, PFS）契约，由政府与几个关系方签订，当某特定社会问题改善而造成公共预算节约时，政府会履约付款，否则不付款。
SIB虽以债券为名，但非典型债券，其基本设计类似于结构型商品，包含了一个期权。更具体地，SIB有固定期限，但没有固定利率，投资人回报取决于社会问题是否达到预设的改善。回报资金来自于政府预算、捐赠或两者兼之，回报率则与项目成功情况相关，项目愈成功，回报率愈高。当然，倘社会问题未达预设的改善，则政府不付款，此时投资人的原始资金甚可完全亏损。
事实上，SIB针对一个悖论，与采用防预措施来解决社会及健康问题、试点的高额前置成本，及政府公共预算不足有关。更具体地，（犯罪或疾病等）问题发生前就采取防预措施，虽然有效，最终也可节省公共支出，但其中涉及大量资金、专业知识与执行动力，而此正为政府欠缺。
SIB向追求回报的民间投资人集资，聘请专业的社会服务供货商（“社服商”）来提供服务，例如职能训练，当问题改善而节约了公共支出时，投资人支付的前置资金可获回报。
我们以受刑人狱后更生为例，说明SIB的运作。2014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政府、社服商Roca、金融中介Third Sector Capital Partners及一群投资人，共同签订合约，由Roca设计让受刑青年出狱后免于再犯的服务项目，其运营资金由投资人出。倘Roca达到或超过约定目标，则州政府会把本金归还投资人，甚至加上利润；倘项目失败，则政府不付款，投资人亦可能亏损。这种创新融资方式可造成三赢局面：政府愿付钱给投资人，因再犯罪率的降低可造成更多预算节约。
投资人愿出资并承担风险，因其有改变社会的意愿，且Roca项目成功率高。Roca愿参与，因它专为高风险青年规划防预措施，这次试点成功有助日后量化模式的推动，并可提高声誉。
全球首档SIB于2010年在英国试点，由Social Finance UK担任中介，统合当地政府、社服商与投资人，以彼德区监狱的短期受刑人为对象，施以密集式干预活动，包括提供住房、心理咨询及职能训练，以期降低其狱后再犯率。
美国于2012年在纽约市启动了第一档PFS契约，以降低青少年再犯率为社会目标。其后，美国又在犹他等州启动了六档SIB，针对学前儿童教育、受刑人狱后再犯、受暴儿寄养及游民住房问题等，进行防预项目的试点，并对实验结果紧密观察。
2014年总统奥巴马的预算计划，更建议提拨5亿美元给PFS，通过对各地政府及非营利组织的补助，支持成果导向的PPP项目。
SIB虽广受注目，却有一些内嵌限制性。依专家看法，现有模式只适用于能达到两项标准的社服商。第一，它们须能对社会影响力做具体衡量，并有效地达成目标。第二，它们须能将社会影响力转换成财务效益或成本节约，并与特定政府部门的预算相连接。当“成功才付款”模式的应用不符这些标准时，项目将面临挑战，而融资方式及衡量方法也须做重大调整。
从马州受刑人狱后更生项目看，无论社会现象的改善或成本节约的加总，都符合上述模式。更具体地，历史数据指出，每年马州监狱释放出的800名青年，其中65%于五年内会再犯而入狱，平均被监禁2.4年。每年保释在外的3000名青年，其中大部分会因违反保释条款而再入狱。每名犯人的食宿成本、教育成本，加上监狱的行政成本，每年合计约5万美元，故降低再犯率会带来重大的公共成本节约。
Roca协助高风险青年免于再犯的项目里，采用一个数据导向、以严格考评为基础的实验模式，已证明能将再犯率降低25%至60%。至于全部的成本节约，其中除包括为马州监狱带来的直接节约，还包括因犯罪率降低而省下的警政及法庭开销。精算显示，当再犯率降低40%时，马州PFS契约损益两平，项目节约及支出均为2200万美元。当Roca使再犯率降低70%时，总支出上限维持在2700万美元，但马州政府会多省下1800万美元，此时Roca可拿到更多服务费，投资人的回报也会增加。
PFS模式强调衡量，这对改善项目成效是一大跃进，对社服商却形成巨大挑战。社服商多是非营利组织或社会企业，原本专业性低、融资困难，哪有采用复杂衡量法的能力？哪有钱支付相关的技术及人力开销？倘PFS还要求把项目的社会效果与资金回报相连，则更难上加难。
例如，最初马州政府监狱项目竞标时，参与者有Roca及其他社服商，但当PFS模式形成定局时，只Roca一家确认了全部契约及融资细节，其他供货商则因准备不足而退出。这反映了一个问题：PFS模式虽以动员社服业为旨，却可能使不够专业的组织面临更高融资障碍，最终导致最迫切需要服务的社群，得到的反是质量更差的服务。
PFS模式虽仍须改善，但不可否认，它已引起广泛回响，研究中心启动，中介商及技术支持供货商崛起。譬如，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就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款成立了SIB实验室，对采用PFS筹资模式的各地政府提供技术支持。犹他大学商学院的索瑞森全球影响力投资中心，也成立了政策创新实验室，针对（公卫、犯罪等）高需求政策领域所面对的挑战，提供创意解决方案，其中包括SIB。
中介商方面，除英国早在2007年就成立了Social Finance UK，以影响力投资来推动社会进展外，美国及以色列也有名称相同、目标相同，但国名不同的组织。这些努力都反映出各界对创意社会融资方案有着高度期待，愿投入更多资源来开发，让它更完美、更普及、解决更多社会问题。
【原文链接】社会影响力债券
发布时间：201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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