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以下简称“高金”）2015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高金学术委员会主席（院长）王江出席并致辞。现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英国凤凰集团主席霍华德·戴维斯爵士应邀发表主旨演讲。现场300余名毕业学员及200余名亲友和校友共同分享与见证了拨穗正冠、激动人心的毕业时刻。7月13日，《国际金融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希腊危机，不必过于恐慌

股市出现系统风险的一个重要信号便是融资融券保证金无法追加。如果投资者无法通过其他渠道来满足追加保证金的要求，那他们只能集中抛售股票，这将导致螺旋效应，对市场具有很大的杀伤力

希腊民众无视债权人的警告，在全民公投中意外勇敢地向苛刻的救援计划说“不”。希腊的“赖账”行为再度提升了其脱离欧元区的可能性，导致近期欧洲股市和国债收益率大跌。

在全球资本市场联动愈发强烈的今天，无论是中国的Ａ股还是希腊“赖账”都牵动着全球投资者的心。

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霍华德·戴维斯爵士出席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2015年毕业典礼。其间，他针对近期A股市场和欧洲局势的热门话题接受了《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

在霍华德·戴维斯看来，无论是Ａ股的震荡，还是希腊的公投，事件本身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坏”，大可不必因此引发恐慌，人们应该关注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建设问题。

A股散户过多

霍华德·戴维斯爵士现任英国凤凰集团主席、英国政府机场委员会主席、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Po）实践教授。2015年9月1日起，戴维斯爵士将出任苏格兰皇家银行主席。

2003年-2011年，戴维斯爵士曾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1997年至2003年，他担任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局长。1995年-1997年间，他担任英格兰银行副行长。1992年-1995年，戴维斯爵士担任英国工业联会总干事，1987年-1992年间担任审计署署长。此外，他还曾出任英国财政部财务大臣的特别顾问。

而在这些重量级的头衔中，霍华德·戴维斯目前还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因此，和其他国外学者不同的是，霍华德·戴维斯对中国资本市场更加了解。

6月15日以来，A股出现世界金融史上都相当罕见的急促暴跌。

针对近期中国A股市场的表现，霍华德·戴维斯认为，投资者也不应该太过恐慌。“上证综指即便现在遭遇重创，也要比1月低点要高出20%。”在他看来，这并不是2015年A股市场的崩盘，“我更倾向于这是A股前期上涨过快后的自我修正。”

然而，A股的大幅下跌却引发了霍华德·戴维斯更深层次的担忧。

“首先是中国股市的散户投资者太多了，本轮牛市更是‘卷入’更多的散户投资者，规模史无前例，而且大部分散户的投资经验不足，操作也不成熟。”霍华德·戴维斯指出，在英国，个人投资者多是通过公募基金、信托基金来投资，很少直接在资本市场购买股票。

霍华德·戴维斯的第二个担忧则是目前中国股市的融资融券的杠杆数量太大，“股市出现系统风险的一个重要信号便是融资融券保证金无法追加。如果投资者无法通过其他渠道来满足追加保证金的要求，那他们只能集中抛售股票，这将导致螺旋效应，对市场具有很大的杀伤力”。

霍华德·戴维斯表示，整体来看，融资风险仍然在可控范围内。他指出，“如果我们观察到大面积无法补充保证金的现象，或者如果融资盘中存在大量需要借助其他借贷手段来补充保证金的客户，那么就要敲响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警钟了。”

监管层更要当好“裁判”

短短半个月，中国股市市值减少了近18万亿。在汹涌的股灾面前，中央政府罕见打响了“集团保卫战”。证监会、财政部、央行先后抛出重磅利好，包括以多举措引导长期资金入市；放缓IPO，减少IPO数量和筹资金额；召集券商及基金公司商讨救市策略；证金公司增资至1000亿元维护市场稳定；21家券商出资1200亿元购买蓝筹股ETF……

在霍华德·戴维斯看来，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暂未受到系统性风险威胁，证监会更多扮演的是“裁判”的角色，人们不应该因为过去三周A股大跌而过多地怪罪于监管层。

“如果能够回到过去，我相信监管层一定希望可以早一些收紧两融，这可能会在连续大跌出现之前有效抑制住股民的高涨热情。但说易行难，政策的‘最佳时点’往往是最难把握的。”
　　
霍华德·戴维斯认为，监管层救市是否“正确”，主要看救市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如果只是单纯地去推高股指，那么无论在中国香港、伦敦、纽约，都不是值得推荐的。但如果监管层救市是为了避免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那么这样的干预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而且也是非常合理的。”霍华德·戴维斯如此指出。

在霍华德·戴维斯看来，监管层需要确保各种被迫平仓不会因为螺旋效应持续下去，需要防范爆仓最后危及券商和银行，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作为中国证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霍华德·戴维斯也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后续发展给出了进一步建议。

在霍华德·戴维斯看来，一般政府在资本市场中会扮演三种角色：一是监管角色；二是促进金融投资角色；三是影响投资动向的角色。

第一种是积极和正确的角色，霍华德·戴维斯认为监管层应该更多地扮演这样的“裁判”角色，保证市场的平稳运行，而不是左右市场的涨跌、决定投资者的输赢。

而后两种在成熟资本市场里监管层运用的比较少，“在市场推动方面，我认为这一工作更应该交由其他主体来承担。以英国为例，伦敦金融城政府则是推动金融城及城内企业的机构，常会来中国鼓励当地银行去英国设立清算行。”戴维斯介绍称，“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多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同时，霍华德·戴维斯建议道，“中国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建立之初，银行、证券、保险的相关性不是很强，但今天我们看到这三个行业的交叉性非常强，因此就需要三个不同的监管当局加强协调合作，要有更好的协作机制。”

此外，霍华德·戴维斯也表示，中国应该充分利用直接融资的另一条“臂膀”，即大力发展、深化债券市场。

“目前中国债市发展还不够成熟，相比英美债市规模还是小很多，应该加强发展的力度。” 霍华德·戴维斯指出，“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极度依靠银行系统，企业的银行融资比例是美国的两倍有余，这种高度依赖其实是一种内生脆弱性。在金融危机中，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更有利于市场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应该降低银行的融资比例，提升债券市场的发展。”

希腊应在此时离开

东边中国股市在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保卫战，西边超过六成的希腊民众选择对新一轮国际救助方案说“不”，这意味着希腊走向“赖账”以及脱离欧元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让欧洲债权国大跌眼镜。

7月5日，希腊举行全民公投的结果显示，61%的希腊人拒绝接受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金融拯救方案。

虽然公投结果让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称心如愿，但希腊债务危机仍然无解。有人表示，投反对票至少代表着多数希腊人希望能达成新协议，而不是接受债权人苛刻的条件。但无论喜欢与否，希腊仍处于债权人的控制之中。

截至目前，希腊政府共欠债务约31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14万亿元），约等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0%。其中，希腊欠国外债务约2675亿欧元，债权人包括德、法、意、英、荷、西、美，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中央银行等。

由于债台高筑且无力偿还，希腊已处于破产的边缘。6月30日，IMF宣布希腊未能于当天偿还约17亿美元的IMF贷款。希腊成为IMF历史上第一个债务违约的发达经济体。

为避免银行系统崩溃，希腊从6月29日开始实施资本管制，银行停止对外营业，取现金额限制在每个账户每天60欧元。现在希腊央行要求各银行高管商讨是否可能将每日取款限额从60欧元降至20欧元。

直至如今，希腊人发现，处于破产边缘的希腊银行仍深陷债务泥潭不能自拔，由于现金在迅速告罄，希腊银行继续关门。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当地时间7月6日晚间，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法国总统府会面，讨论希腊问题。在希腊公投的第二天，法德领导人告诉希腊，与债权人谈判之门依然敞开，但呼吁希腊负起责任，尽快在欧元区高峰会中提出新的可行建议，以达成援助换改革的协议，进而避免退出欧元区。

“就我来看，希腊现在离开欧元区可能更好，因为在欧元区内希腊已经很难通过货币贬值提升竞争力来进行复苏经济了。” 霍华德·戴维斯对《国际金融报》记者直言不讳。但与此同时，他也耸耸肩笑道，现在的民意调查显示43%的人认为希腊不会退欧，和选择会退欧的人一样比例接近50%，“这就像投硬币一样，你很难说最终结果会如何”。

同时，霍华德·戴维斯认为，希腊目前的问题对欧洲整体的影响，没有四年前来得大。“目前希腊政府也在削减公共开支，希腊的金融问题主要是债务问题，而且债务主要在欧洲几大主权国、IMF和欧央行手里，如果出现债务违约，影响也主要集中在欧洲，相对有限。”

霍华德·戴维斯表示目前他更关注的是其他国家，比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债务情况，这些南欧国家的借贷成本近期都有所上升。7月6日，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公债收益率各上扬10-20个基点。

正如霍华德·戴维斯所担心的，希腊债务危机对欧元区提供了负面行动指南。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称，意大利和葡萄牙是紧随希腊之后的高负债国家，分别达到其国家经济总量的132%和130%。

而在全球范围内，韩国《中央日报》则列出10个紧随希腊的“候补”国家：委内瑞拉、阿根廷、意大利、乌克兰等国榜上有名。乌克兰下月将偿还90亿美元外债的1.2亿美元利息。2001年因债务高达950亿美元而宣布国家破产无法偿还债务的阿根廷，现在也没摆脱危险局面。

“逃离伦敦”或言早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长串“未来可能脱欧”的名单中，霍华德·戴维斯的故乡——英国也赫然在列。

“对我来说,英国脱欧是一个更大的潜在噩梦。”国际金融协会（IFF）主席Tim Adams在该组织6月下旬于法兰克福举行的欧洲会议上作出了这样的担忧表态。

在今年5月的大选中刚胜出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已经承诺将会重新谈判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并承诺在2017年底前将会在英国举行一个是否留在欧盟的全民公投，借此迫使欧盟做出符合英国利益的改革。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英国脱欧的风险要比希腊脱欧来得更大。

而欧盟执委会执委克里斯塔丽娜·乔治艾娃也已经表示，由于欧盟对英国脱欧公投带来的冲击高度关注，因此成立特别小组应对。小组将由欧盟执委会英国籍官员乔纳森·福尔主导，预计从今年9月1日起正式运作。

希腊和英国，一个因为太穷，被欧盟嫌弃，有可能负气而走；一个因为日子舒坦，嫌弃欧盟，有可能振翅高飞。

对于这样微妙的现状，霍华德·戴维斯告诉记者，目前英国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英国民众对于退欧的选择和前几年大不相同——如今更多人愿意留在欧盟。

“如果英国真的要离开欧盟，还要看是否有其他别的选择。”霍华德·戴维斯所谓的“别的选择”包括退欧后和欧盟其他大部分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样即便退欧，影响也不会很大”。

“英国并不是欧元区国家，未来也不太可能加入欧元区，因此即便退出欧盟对欧洲金融市场的实际影响也不会很大，最多只是心理上的冲击，以及可能出现一些金融机构搬离伦敦。” 霍华德·戴维斯如此表示。

然而，谈到“搬离伦敦”，近半年来，伦敦银行业波折不断：先有汇丰银行宣布将重新考虑未来是否将总部搬离伦敦，后有德意志银行近期评估和调整其在英国的业务情况。

“在过去的20年，每隔三四年市场都会传出汇丰银行总部迁出伦敦的说法，但至今一直没有真正搬离。”霍华德·戴维斯回应称，“德意志银行有意将部分业务搬离伦敦主要是因为这些业务并没有创造出太大的利润，为了平衡其在德国的业务，它才有此考虑。”

然而，霍华德·戴维斯也坦言，制约伦敦大型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英国财政部自2010年以来推出的银行税。

由于总部位于伦敦，2013年汇丰成为全球缴税最高的银行，共向英国政府纳税高达5.44 亿英镑（9.04亿美元）。到了2015年，这一问题随着汇丰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而日益严重，按照英国现任政府标准，汇丰的赋税将从11亿美元升至18亿美元。而据估算，汇丰银行未来3年可能需要向英国政府缴纳45亿美元的银行税，大约占该行净利润的11%。

英国最初在2010年推出银行税，当时不仅是为了筹资，同时也是为了让银行业不要进行高风险放贷。该税取代了英国工党政府在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后针对银行家奖金的一次性征税。然而，英国政府在今年3月份将银行税上调1/3，自2010年引入银行税以来,税率已经提高8倍。

霍华德·戴维斯向记者指出，“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资本金要求，伦敦的银行税确实比较高，因此在伦敦的金融行业运营成本也相对比较高，这也和金融危机后监管加强有一定的关系。”

据了解，英国银行税的经济目的是回收此前在金融危机期间救助商业银行所花费的巨额资金，其政治目的则是对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前的投机行为进行惩罚。然而，当前的银行税已经逐渐偏离了其最初的实施基础。在许多银行业人士看来，英国的银行税已经逐渐演变为英国政府筹集资金的重要手段。

目前，英国银行业已呼吁政府逐步取消银行税，称该税损害了银行业的竞争力，导致英国银行业的业务被外国同行抢走。英国银行业者协会首席执行官Anthony Browne在6月23日致信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信中称政府应该考虑银行税改革方式。

“最近有些传闻称奥斯本正在考虑调整银行税，我相信英国政府也的确会考虑这一问题，但现在一切都还没有定论。”霍华德·戴维斯如此表示。

【原文链接】希腊危机，不必过于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