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文汇报》刊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的专访报道，他在专访中建议，考虑到亚投行的发起设立目的是为欠发达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帮助，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结构。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可以设定与出资与否无关的“投票权最低限额”，避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谁出钱多谁说了算，穷国没有话语权的问题。

亚投行的制度设计至关重要

随着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正在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超主权”金融机构。外媒已经将亚投行成功吸引以上发达国家以及其可扮演的角色描述为“由中国领导的新型机构向美国和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正式挑战”。然而这种意见似乎都带着偏光眼镜，或多或少夹杂着对现有国际金融组织的隐含批判，有识之士认为亚投行不应成为类似的机构，不能重蹈覆辙。亚投行的发起目的，及其治理结构和今后贷款的发放，都必须是全新的。

文汇报：中国联合这些创始成员国发起亚投行的目的是什么？

钱军：前段时间国外媒体对亚投行连篇累牍的报道，主要反映了两个忧虑：其一是担心治理结构和项目的不透明，其二是担心中国试图通过对其他国家的援助达到地区称霸的目的。这些都是谬误。

现有的三大国际金融组织，世界银行、IMF和亚洲开发银行做的又如何呢？它们都是美国控制的，从治理上来看，IMF在2010年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而进行的重要改革，已经全部讨论通过，却遭到美国的无理否决。而否决的理由现在看起来实在好笑，就因为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会陷入僵局，为了反对而反对。因此，有些美国专家就指出，正是美国自身的问题，迫使发展中国家自己想办法组建新的国际金融组织。

再看看IMF的实际项目，在金融危机之后它又在干什么？IMF斥巨资在救西班牙，救希腊等“欧猪五国”，这些国家再怎么说，按照人均收入也都得算是发达国家。IMF在做的就是把从包括穷国在内全世界凑的分子拿出来去救欧洲，典型的劫贫济富。于此同时，大量需要发展资金的发展中国家却得不到任何支持。

设立亚投行的目的很明晰，提高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为经济发展服务。众所周知，低收入国家发展亟需的要素之一是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存在极大的缺口。问题是现有的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机构无法对此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通过亚投行，中国可以引导世界投资的重心向贫穷国家转移（先从亚洲开始），缩小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促进世界的繁荣与和平。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尤其是低收入国家，他们的发展对中国的经济和安全也是极大的利好因素。亚投行同时可以输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亚投行不应该被视作中国争夺地区霸权的工具，亚投行也不应该和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对立或竞争，而是应该加强合作、互补和共赢。

文汇报：世界银行和IMF遭受诟病最多的就是其治理结构，美国一股独大，所有的规则几乎都是为了美国的国际战略在服务，这也是外界对于亚投行会否步美国后尘的担忧所在。亚投行在治理结构上，如何避免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的弊病，使之能够纯粹地为发起设立的目的服务？

钱军：治理机制的核心是投票权的分配。如果参照IMF的做法，将亚投行的投票权与参与国的GDP挂钩，随着参与国的逐步增多，中国的持股比例会逐步被稀释。我们的建议是设立一个投票的“双轨制”：首先，各国的投票权与参与国的出资比例挂钩，这样一来预测中的发达国家会有较多的投资，也容易获得足够的发言权；但是考虑到亚投行的发起设立目的是为欠发达国家提供基础设施方面建设的帮助，就必须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结构。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可以设定与出资与否无关的“投票权最低限额”，避免IMF和世界银行谁出钱多谁说了算，穷国没有话语权的问题。这样一来，即便穷国不出资也可以获得适度的话语权，多个国家加起来的话语权也不小。同样的，对于出资较多的国家，也设定一个投票权的最高限额。

文汇报：治理结构中，对于重大事务的否决权也是重要内容。比如IMF的否决权设置上规定，美国占有超过15%的发言权，但是重大事务需要85%以上的同意，事实上就造成了美国并不需要很大成本就可以对任何事情行使否决权。此前有消息说，中国可能放弃在亚投行的一票否决权利，这是否会影响到出资最多的中国的利益？

钱军：否决权的设定非常重要。前期的研究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否决权模式：第一种，作为最大的出资创始成员国，中国是唯一有否决权的国家；第二种模式可考虑所有出资额较大的成员国均具有否决权，不过这种模式的缺陷是否决权过多可能导致低效和混乱；第三种模式是不设定一票否决权，但中国作为最大出资国，可任命亚投行的主席。鉴于第一种模式很容易被外界认为中国是在谋求类似美国在传统国际金融组织内霸权的地位，几乎不太可能成为一个选项。

文汇报：亚投行设立之后，最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地开展贷款业务，贷款业务的好坏，或者说今后的实际效果，也是体现亚投行宗旨的重要途径。虽然亚投行的投资项目多数是长期项目，也不可能无偿或者损失本金吧？

钱军：没错，如何可持续地、长期地为亚洲以及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基础设施投资服务，是亚投行的主要职责，亚投行也不能做无偿援助，适度地经营是必要的。在低收入国家投资基础设施的特点是，风险大和周期长，对投资收益的判断比较难。但是鉴于在这些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我们觉得亚投行的贷款条件应当同时考虑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并设定明确的项目筛选标准。自然，这其中最难的地方就是两者的平衡了。具体而言，如果少量的某些项目融资可由国际市场（比如发债）获得，则亚投行不需要为此提供大量资金，只需要出面发债或者担保即可（当然可以部分参与投资）；但对于大部分项目所处低收入国家的现状来看，从国际市场获得融资来支持风险较大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不现实的，这些项目理应成为亚投行的主要标的。之前美国的有些舆论怀疑亚投行的项目都是长期难以赚钱的项目，其背后有政治目的。这种指责非常荒谬，如果这些项目的经济因素足够，那么早就可以从市场上获得资金了，还用得着国际金融组织的支持吗？

我们认为，在项目筛选方面，应当把能改善一国或更多国家民众福利，促进经济长期发展的项目给予更优先的考虑。例如，对于低收入、高人口数量但铁路、公路等资源匮乏的国家，即便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短期盈利可能性较低，风险又偏大，也要给予更高的优先级。设立贷款条件不应该是政治目的，而应该从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本身的特点出发。这也是亚投行区别于现有国际金融组织，更不同于现有的国际市场金融机构的特征。所以，项目选择就需要前面所说的治理结构来保障。

长期来看，这些项目一旦建成启用，会带来广泛而持久的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考虑福利等非经济因素的同时也要考虑收益，亚投行毕竟不是慈善。某些项目，比如在收入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或者现有项目的改造可能会在较短期限内收回投资。

项目筛选也应当建立明确的规则，增加透明度，减少寻租可能性。加强投资项目的质量把控，在项目尽职调查、施工方招标、设备采购等方面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这一切都需要更多国际化和专业化的人才，并依靠更专业化的投资决策。

文汇报：亚投行的高管人选也非常重要。如果按照之前谈到的治理结构设置，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来提名主席了。最有可能担任主席的会是谁？或者说，要担任亚投行主席的人，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钱军：专业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屡屡爆出高管腐败的丑闻，就是因为任用高管太过随意。2007年，曾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因“女友门”事件而辞职。美国总统布什在提名他出任世界银行行长时，就遭到了各种非议。然而，无论其他国家如何质疑，如何反对，美国仍然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把他强行推上了世界银行行长的宝座。沃尔福威茨的女友丽扎在他出任世界银行行长之前，就已在世界银行系统工作了7年，原来的年薪近14万美元。由于利益回避的需要，她被借调到美国国务院，借调前获升职和加薪，进入美国国务院后再次获得加薪，其年薪近20万美元，丽扎的薪水由世界银行支付。两年间薪水三级跳，甚至超过美国国务卿赖斯的年薪。

沃尔福威茨在挑选高级助手时，没有将目光投向富有经验的世界银行官员，而是调来了两位亲信——克利夫兰和凯勒姆斯。作为布什政府的政治操盘手，这两人都曾深度介入伊拉克战争。在沃尔福威茨刮起的“裙带风暴”下，包括6名副行长在内的一大批高级职员先后离开了世界银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沃尔福威茨在参观土耳其一座清真寺脱鞋时露出了一双有洞的袜子，由此被称为“破袜行长”，并一度成为清廉的典范。

中国提名人选肯定不会那么草率。就目前而言，亚投行准备委员会的几位就比较符合国际金融组织的高管人选，比如现任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的金立群曾经长期担任财政部官员，期间还在世界银行担任中国副执行董事，后来更以财政部副部长的位置担任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主管南亚地区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包括这些业务局下属的各海外代表处）以及和私营部门业务局有关的业务。此后金立群还担任了中投公司的监事长，并担任中金公司的董事长。2014年10月，他辞去中金公司董事长之职并担任现职。可以说，国际化、专业化、长期从事金融事业，是亚投行高管人选的主要素质要求。

【原文链接】亚投行的制度设计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