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国际金融报》刊发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朱宁的采访报道，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2015年GDP增长目标为7%左右，对此，朱宁教授分析了相关影响因素。

两会对话世界：国际化怎么走

Duang! 张建国委员一句“银行是弱势群体”，总理笑了，央行行长笑了，全国人民都笑了。

在全国两会的会场，一位大行行长肯定不是来搞笑的。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临门一脚的关键时期”，说是撒娇也好，当段子手也罢，张建国委员只是用一个另类的方式告诉大家，改革阻力之大、伴生问题之多难以想象。

更为复杂的是，中国银行业深度的国际化，让一国的改革问题，其效应已蔓延出国界。而这还只是银行业，只是“全面”的一个侧面而已。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越来越不是一个只关乎中国一国未来的举措。中国如何发展自己，如何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定位自己，既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国际金融报》记者在这几天的两会会场采访发现，在人民大会堂内外，都不乏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者和探究者，两会已经成为一个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平台。

7%的中国定位

7%的增长目标，需要一个自我定位和国际定位。一个7%的增长，年度增量为8000亿美元，是美国年度增量的一倍

3月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2015年GDP增长目标为7%左右。相比上一年，这个预期目标下调了0.5%。

新的增长目标，引起全球关注。当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欧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是15个非洲国家、13个亚洲经济体和3个拉美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所以，中国已没有理由不让自己引起世界关注。

英国《每日电讯报》此前在盘点“全球金融灾难的10个警示征兆”时，列在第一位的就是“中国经济减速”。

美国智库IHS环球透视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毕斯瓦斯（Rajiv Biswas）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他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认为，7%的增长目标反映出“中国正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低收入国家向现在的中等收入国家过渡。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GDP增速放缓也在预期之内”。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朱宁认为，2015年GDP增长将更加贴近7%。他的理由也是两方面：欧洲、日本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国际需求都有减弱趋势，同时，国内出口和工业制造非常疲软，房地产及其相关的泛金融领域增速减缓的风险上升。这都对中国转型形成了一定的压制。

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院长罗伯特·布鲁纳（Robert Bruner）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世界对中国的增长预期发生了变化。他说，“很重要的一点，不仅仅是保持增速，而是改变预期。如果大家都预期10%，从10%到7%，人们会觉得‘变穷’了。”

罗伯特提供了一个更加辩证的视角。他说，其实，7%依然是很高速的增长。但预期变化，人们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从而呈现出一种“经济减速”的状态。

7%确实不低。要知道，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基数增大，即使是7%的增长，年度增量也达到近8000亿美元，约等于土耳其（2013年7606亿美元）的经济总量，而美国目前的年度GDP增量仅为不到4000亿美元。

从全球各国增长速度看，7%也是中高速范畴。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发达国家GDP预期维持在4%以下；发展中国家，印度预期GDP增速将超过6%，巴西将GDP增速预期从1%下修至0.8%，非洲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经济料将增长4.9%。有机构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15年增长3.2%，相比2013年和2014年的3.3%增速进一步放缓。

0.5%的国际影响

少一个0.5%的预期增长，已经开始真实地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方略，引起资金的观望

经济预期下调，必然要承受下调的成本。从2014年的“7.5%左右”到2015年的“7%左右”，少一个0.5%的预期增长，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实际上，有些后果已经出现端倪，资金的外流就是其中一个体现。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教授杨涛（Dennis T. Yang）就提醒说，如果中国的增长预期是10%，他们会在中国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如果中国预期增长正在下调，他们就会更谨慎，甚至选择在别的经济体投资，例如印度。

GDP增长预期是一个总的“锚定”，锚一动，船也就跟着动了，比如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杨涛说，之前，人们认为人民币会继续升值，甚至会升值10%，这让在中国投资很有吸引力。但增长预期带动了跨国企业投资变向，投资改向带动了资金外流，人民币升值前景也将随之改变。

上海交通大学的朱宁教授也分析说，有些现象已经出现，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过去5年中，有许多跨国企业把在中国的投资和经营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第二，像李嘉诚的长江集团等国际投资商，开始变现在中国的物业或者人民币资产，这是我们对资产端的担忧；

第三，前一段时间国内QFII额度没有用掉，沪港通开通后反应没有预期热烈，这也反映国际资本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风险和机会之间权衡有了新的思考，即风险可能会越来越大，而投资回报可能会相比前一段时间有所缩小。

怎么应对这种变化？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看来，当前一个社会共识是，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挑战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不是短期冲击，而是长期转型。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已经很是适应。她在接受《国际金融报》采访时认为7%对她来说是正常的。她说，经济下行压力大，关键在于制造业要加快速度，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创新技术特别重要”。制造业困境在于解放思想，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担当，不能仅为了盈利才做制造业。

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则愿意从更长的视界来观察中国经济。他分析说，从中国国情、国际经验与经济增长理论等方面综合判断，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增长与发展时期。

不过，这个新增长时期的中国经济也并非没有吸引力。杨涛认为，7%的增长基础上，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

他提醒说，中国需要真正注意的是，如何找到增长的新引擎。他举例说，很多中国经济的观察家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很无序，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潜在动力就在于提升金融市场的效率；

此外，杨涛还认为，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消费市场还欠发达。所以中国两会上强调促进消费，让经济转化成消费型经济。但如何实现？实现了这点，就可以找到新的增长点，来维持高速的增长，产生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国际建议“创造需求”

在增速下滑时的政策应对，国际经验格外多，但总体而言，都要求重新创造需求

其实，7%还远不是中国经济最后速度。

据刘胜军判断：“过去35年中国经济平均保持了9.8%的高速增长，这打破了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高增长纪录。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内在的局限性，随着时间推移，显得越来越不可持续。”

刘胜军认为，中国经济告别高增长之后，会逐步步入5%左右的中速增长。

对此，弗吉尼亚大学的罗伯特·布鲁纳院长给出的办法是“创造需求”。

罗伯特说，“历史上，美国政府投了很多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是建立在金融市场效率不高、资本流通不畅情况下的做法，因为市场不能确定哪些领域最需要资金，最能够创造财富。私有市场才最了解如何合理分配资金。”

罗伯特的对比，实际上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有体现。

经济学人智库（EIU）亚太区经济学家任韬（Tom Rafferty）也从总理的工作报告中读出了财政刺激的信息：“中国政府2015年将非常依赖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总理还发出信号称，今年会在改善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更多，如果要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政府将在过去的基础上对预算赤字采取更大的容忍度。”

据政府工作报告透露，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700亿元，赤字率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

任韬观察到，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对货币政策更加审慎。“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态势，政府只想集中精力从财政政策入手。因为在过去，政府也曾尝试过货币量化刺激，但经济和消费需求增长效果不是很明显。”任韬说。

与财政刺激相伴生的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会不会再次回到过去的强刺激上。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是误读。他的解释是，发改委的投资组合拳更注重于提高投资效率，从投什么、谁来投、怎么投三方面着手。

“投什么”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铁公基”，而是“用于补短板、调结构、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谁来投，既要政府用好自有资金，也要撬动社会和民间投资；怎么投，就要“政府和社会资本加强合作”。

尽管如此，弗吉尼亚大学的杨涛（Dennis T. Yang）教授仍建议说，在惯用的分配渠道中，多数刺激资金的分配由地方政府决定。鉴于中国经济的状况，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确实带来了问题，有些投资项目并不能很快带来回报，有些基础设施建设是建立在已有大量投资基础的项目上，因而限制了回报的总量。

“相比较美国——投资分配会经过全盘考虑，但政府对于资金流向的干预更少，而是依赖于私有市场上的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来决策资金的流向。这也是中国需要面对的挑战。”杨涛说。

国际空间何在

外需受阻后，中国政府努力尝试在经济领域拓展新的国际空间

经济刺激的同时，从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本届政府更注重于通过改革拓宽内外部空间。

“我们的土地确权，已经完成了90%。”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县长龙飞凤边走向人民大会堂边对记者肯定地说。她所说的土地确权，就是中国政府在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中，为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过去的一年里，像土地确权之类的改革措施，还出台了很多。比如扩大“营改增”试点，比如推行“沪港通”试点，还比如大力度地简政放权等，这些措施，围绕的正是通过改革激发社会经济活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

IHS环球透视的拉吉夫·毕斯瓦斯就很认同中国的这一选择。他认为，“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对结构性改革的高度重视，这在中长期内会对经济增长给予强劲支持。这是绝对正确的一种策略。”

拉吉夫·毕斯瓦斯分析说，“中国现在正在成为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劳工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只有调整好结构，才能在全球更具竞争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有以下两种趋势拉动：第一，努力转变成消费驱动型经济体，因为中国消费支出将是最重要的增长引擎。第二，必须由制造业出口型经济体向内需驱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型经济体发展。”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主驱动力是西部省份的快速发展，这些地区的制造业发展和持续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城镇化建设将拉动全国经济快速增长。”拉吉夫·毕斯瓦斯补充。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巴州焉耆回族自治县县长席文海的话，对毕斯瓦斯的话进行了印证。席文海在憧憬着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给他所在的县带来机会。为此，他建议将巴州纳入南疆四地州范畴，与整个南疆片区享受相同优惠政策，促进州域经济发展，打造南疆片区以库尔勒和喀什为核心，遥相呼应的“双子星座”，带动整个南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毕斯瓦斯所看到的，正是本届政府正在和计划做的事情。这可以看作是外需受阻后，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拓展新的国际化空间所做的努力和尝试。政府工作报告把这一策略总结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在新的一年里，中国政府除完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决定“增量部分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等措施以“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外，还积极“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统筹多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

这些措施就包括“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加快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构建中巴、孟中印缅等经济走廊”；“扩大内陆与沿边开放，促进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发展，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积极推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加快自贸区战略，尽
早签署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动与海合会、以色列等自贸区谈判，力争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建立亚太自贸
区”；“推动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等。

亚洲图景

从东到西有“四大板块”，国内国外“三大战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国经济的亚洲图景已经初就

在拉吉夫·毕斯瓦斯眼里，中国在新常态之下的政策安排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发展“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基金的成立，是一个非常高明的策略。

拉吉夫·毕斯瓦斯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与其依赖出口欧洲和美国，还不如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和在亚洲内部发展贸易关系。

拉吉夫·毕斯瓦斯说，“李克强是位非常有经验的经济学家，他对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定位很准。”

当然，“一带一路”等，不仅仅是李克强总理所领导的国务院的工作方向，更是本届中央领导集体所一致认同的国家战略。

该战略最早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同年10月习主席又在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正式提出建设“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为了配套和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21个国家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备忘录。

据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3月5日透露，亚投行将在2015年完成组建并投入运行，目前很多国家的国会或政府都在加快进程。2015年投入运行的还有总部设在上海的金砖国家银行。

在实施这一战略时，中国政府的方向还是“拓展区域发展的新空间”。中国政府在拓展国内各区域各板块发展的同时，也不忘了“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同时还向海洋强国迈进。

按徐绍史主任的解释，目前中国的区域布局已经“非常完整”。从东到西有“四大板块”（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三大战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其中“一带一路”沿着陇海线，由东向西梯度开发，一直延伸到境外。

同时，中国政府也不忘了强调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共赢特性。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大会发言人傅莹的表述是，“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带动这个地区整体的发展，一定要使所有的国家都愿意参与，大家都能够从中受惠，才能够成功”。“比如说昆曼公路，即中国、老挝、泰国跟亚行一起修建的公路，修建起来以后，一方面贯通了这个地区，方便了大家，另一方面，也带动了老挝周边一些贫困地区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她说。

来自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教授很看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选择，在接受《国际金融报》专访时，年届七旬的他难掩激动。

“这些战略，非常具有可操作性。以前也讲大国外交，也讲增强全球竞争力，但没有一种指导行动的纲领，没有能够付诸实施的战略目标。”他认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具有行动导向的战略方向，具体来说就是对内有四个全面，对外有三个相辅相成的举措。四个全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而这三个举措就包括“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以及 “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同时，严诚忠也毫不讳言中国政府在推行新战略时有着要特别注意的潜在短板。他提醒说，如果停留在以外汇存底做基础，在“一带一路”上烧钱，就绝对不是好的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这届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都表达了对接“一带一路”的设想和建议。

同样来自上海的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就认为，我们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时，要充分考虑到民营企业的劣势。他建议，要尽快制定《境外投资法》，加快金融改革（打破刚性兑付，确保实体经济融资便利、降低成本；建立、建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企业在当地直接融资；加大金融机构对民企海外投资的信贷支持），鼓励国企与有海外经验的民企联合对外投资，将混合所有制应用于海外项目中。

“中国制造”未来

“国人到外国买马桶盖，让外国人到中国来买格力空调。”全国人大代表董明珠说

郭广昌委员的建议折射出的事实是，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在设法搭国家战略的“班车”。

当然，走出去的同时，还需要有着坚实的产业支撑。本届政府已把“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作为结构优化的主要目标。

不仅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还着重加强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发展，目前已设立了400亿的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创新决定着“中国制造”的未来。严诚忠教授恳切地说，“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应该不仅要有技术，还要有创新。不仅要有‘MADE IN CHINA’，还要有‘CREATIVE IN CHINA’。我们目前最大的瓶颈在于国际化人才，既缺乏应用型创新人才，又缺乏国际化人才。当然，在自贸区也同样存在人才缺乏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前局长、党组书记田力普对创新的重要性认识也很深刻。他告诉《国际金融报》，科技创新，普通老百姓不一定有深刻认识，但从国家角度考虑还应该有大的加强。“我比较关心的知识产权保护应该进一步加强。难度在于全社会的意识，文化，甚至在于教育。要容忍失败。比如我们就应该鼓励草根创新，美国人叫车库创新，我们国家在这一块还是要加强，要支持，需要什么支持什么。”

“创新不仅是技术，更包括商业模式创新。”胡祖六认为，“必须大幅增加人力资本和研发创新投入”。国际经验表明，创新和技术进步需要雄厚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资。中国目前研发投入仅占GDP的1.8%，远低于一些国家3%的研发支出比重，更是远远低于韩国和以色列的5%。

只有创新，才能让中国制造摆脱现有的困难局面。全国人大代表董明珠不认同2015年是“中国制造”死亡之年的说法，每年都有企业优胜劣汰，她的对策也是自主创新。“国人到外国买马桶盖，让外国人到中国来买格力空调。”她不止一次地这样说。

【原文链接】两会对话世界：国际化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