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中国金融研究院（CAFR）和中华金融学会联合举办的高端学术讲座——“名家讲堂”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堂举行，世界级经济学大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发表题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的机会和挑战》主旨演讲，为在场千余位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思想盛宴。《新民晚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沪上犀利开讲  中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应扭转过来

在当今全球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中，“浑身长刺”的克鲁格曼是个异数。钦佩他的人，折服于他对危机的精准预见力，当亚洲经济犹如铺洒在金色阳光中盛开的玫瑰时，他就尖锐地指出深刻的危机已经潜伏，巨大的调整将接踵而至。不喜欢他的人，视他为“毒舌”经济学家，比如他长期看空亚洲经济模式，在2011年曾撰文质疑中国经济是否会崩盘。

上周六，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中国金融研究院（CAFR）和中华金融学会联合举办的高端学术讲座——“名家讲堂”，请来了克鲁格曼作主题演讲。巧的是，6年前他来上海，也是在交大的文治堂展开过一场激烈的对话。这次，克鲁格曼比传说中平和得多，但麻辣的点评依然不经意地冒出。

人物简介

克鲁格曼，1953年出生于纽约的中产家庭，197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7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曾先后在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及斯坦福大学任教。美国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代表。1991年获克拉克奖（俗称“小诺贝尔经济奖”），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

曾预言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克鲁格曼的学术声望达到巅峰。因为他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批评亚洲模式重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奇迹建于浮沙之上，泡沫迟早幻灭”。他年轻时就以才华横溢、性格太强闻名，很多看法总是与众不同。他曾说：“那些真正对政策有影响力的人通常是最会拍马溜须的人，而不是最好的分析师。我认为我是一个合格的分析师，但肯定不是一个称职的拍马屁师。”

对美国存在的问题，2006年他在纽约时报专栏中指出，从进口与出口规模的简单比较就可以发现，美国人花费的比他们挣的要多57%，不可持续。美国未来将面临的调整不大可能是“软着陆”，而是一种“崩盘式”的调整。

“整个世界的故事变得不同”

“当我2009年来到中国内地时，世界经济危机刚刚开始。那时连我自己都没想到，6年后我们还没有从危机中恢复。”克鲁格曼不认为自己算得上名家，这次和大家宽泛地谈谈自己对世界经济的观点。

漫长的危机是个令人伤心的话题。所以，他觉得有必要讲一些长期的好消息，那就是中国和发展中世界，取得了三四十年前世人想象不到的成功。

1970年代他还是个学生，选择经济学专业作为研究方向。“除了日本在20世纪中期成功转型，没有其他国家能从穷国跃身为富国，所以当时觉得经济学不是一个能特别给人带来乐观情绪的研究方向。后来，一切都变了，整个世界的故事变得和以前不一样。”

克鲁格曼指的是一大批中等收入国家及其中产阶层的崛起。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名单。1990年到2002年，最为剧烈的变化是在中等收入国家，出现了重大的收入增长，开始追赶那些先进的国家，而先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则放缓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出现了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而中国是增长故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角。经济转型是一个全球性的变革。”

他的一位同事曾做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发现世界收入增长最大的地方，就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克鲁格曼说：“整体来看，全球人民收入在提高，尤其是原来很贫穷的人民收入提高，这样的好消息在我读研究生时是没有人想得到的。记得当时我们被告知，经济的发展和儒家文化是相违背的，后来我们又被告知印度文化和经济发展是相悖的。所以当时我们学来的是一些文化方面的成见。”

他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经济转型中，最大的经济改革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甘地政府经济政策的转变，世界出现了更为自由的贸易。

“欧洲统统做错，美国不应加息”

坏消息是2008年全球发生了金融危机，市场崩溃比想象的更严重。克鲁格曼分析说，美国和欧洲出现了巨大的房地产市场泡沫，泡沫崩溃时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经济中的资金是一个环路，你的支出就是我的收入，如果你支出少了我的收入就会变少，我的收入变少了，你的支出也会进一步降低。虽然金融危机本身受到了遏制，银行也得到了挽救，但崩盘带来的重大影响还没有解决。

在他看来，现在全球经济的“痛点”在欧洲。最近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公布了量化宽松的政策，欧洲多国的债券收益率达到了历史低点，说明人们对欧洲经济发展前景充满担忧。“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不紧不慢地说，“欧洲人什么事都做错了。”欧洲人口状况问题很大，生育率非常低，工作年龄人口越来越少，现在如果让欧洲加大投资，考虑到这样的人口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政府的紧缩政策又打压了需求，欧洲央行犯了重大的货币政策错误，就是在2011年升息。德拉吉最近改变政策争取力挽狂澜，“看起来德拉吉成功地将欧洲通胀率预期提高了0.2%，但是还不够，需要至少五倍才能脱离困境。”他继续预言，欧洲可能还会发生政治危机，如果经济政策总是不灵，负责经济政策的人能维持多久自己的合法性？

美国，是克鲁格曼眼中的亮点。美国目前的确在快速增长，失业率真实下降。“美国有两个令人兴奋的关键点：房地产泡沫破灭后，9年来美国新建的房屋很少，而现在人们需要更多的住房，住房市场已回暖。另外，美国的家庭债务现在控制到了收入以下，良性循环下，经济好就有更多的人就业、买房，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但他同时警告说，美元已经升值了很久，再继续升值会削弱出口。他明确表示不赞成美联储今年打算升息的计划，因为风险很大。

“中国经济短期忧虑长期看好”

讲到中国，他不改一贯的犀利。“我并不是唱衰中国。中国的经济增长纪录真的不错，过去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值得称赞。但我还是要指出中国经济需要更多拉动消费，加大力度转型。展望未来，20年后我看好中国经济，5年内我还是比较担心。”

讲起为什么不喜欢分析中国经济，克鲁格曼的解释是“所有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都有点像科幻小说”。此时本来安静的会场笑声顿起。他继续说，美国的GDP统计数据也是科幻小说，但是有的统计数据比其他统计数据科幻的成分更大。

他点评说，中国的经济模型的确引人注目，因为这个经济模型的投资占比极高，在市场经济体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高的投资占比。正常情况下生产投资很快就会衰竭，但是中国的投资高占比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经济增长真的像官方数据那么高的情况下，投资的高占比就是可能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快，就算资本增长速度没有这么快，投资增长还是可以持续一段时间的。

不过他也指出，这样一种快速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不可能永久持续。中国是经典的双重经济，制造业现代化了，农业经济还是相当落后，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大部分流进城市，因此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还有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工作年龄的人口开始在走高之后持平。中国的GDP未来增长会是个位数的，这就意味着投资的占比不可能继续高到占GDP的50%。“现在是50%的投资和30%的消费，该扭转过来。投资下降容易，但是消费的拉升该怎么做呢？这很难，必须让工人有更大的安全感，也就是说在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的情况下，让人们有信心将更大部分的收入用于消费。他认为中国的政府了解这一点。中国的情况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末相似，高投资占比、房地产泡沫，特别是经济模型的变革需求，时间又很紧迫。因此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看，短期内中国会有一些困难。

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干预政策，克鲁格曼对此属于点赞派。克鲁格曼说：“在2009年的情境下政府需要出手推动经济增长，世界各地都是如此，这样才能避免更严重的经济下滑。展望未来，中国真正应该鼓励的是可持续的消费增长。也许6年前中国应该用这些钱来加强民众的保障体系，包括医疗卫生和退休福利，这的的确确是中国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克鲁格曼语录】

　　■ 劳动力大军少了，找工作会容易一点？不一定。正因为劳动力减少，很多投资需求也降低了，失业率虽然较低，就业率也同样降低。劳动力人口萎缩，在西方、日本和中国都不同程度存在。

　　■ 中国目前还没有进入流动性陷阱。如果能给中国的央行行长提建议，我会说还是要有更多的经济扩张意识，并且抑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世界其他国家都试图让自己的货币贬值，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 整个世界都有通缩的压力，现在世界的货币政策整体来说还是太紧缩。

　　■ 英语里有句话叫“救护车在哪里，律师就有业务”。我看经济体的时候，会去发现它们存在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教会我们，如果一个经济体大量借外汇债务，风险非常大。但我没联想到欧洲，其实几乎欧洲所有国家都是以外汇进行借债的，因为没有自己的货币。

【原文链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沪上犀利开讲  中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应扭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