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中国金融研究院（CAFR）和中华金融学会联合举办的高端学术讲座——“名家讲堂”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堂举行，世界级经济学大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发表题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的机会和挑战》主旨演讲，为在场千余位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思想盛宴。《国际金融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五年内中国经济会遇上“大麻烦”——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

对中国读者而言，在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保罗·克鲁格曼的名字应该如雷贯耳。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保罗·克鲁格曼是一位成功的“预言家”——上个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其次，这位犀利的美国经济学家曾经看空中国经济——2011年他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名为《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的文章，认为中国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过于依赖贸易顺差来维持制造业的运转必然会面临挑战，并宣称中国经济“正在变成世界经济的又一危险区域”和“危机的新震源”。

这篇文章发表三年后，2015年1月24日，保罗·克鲁格曼再度来到了中国，在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做了主题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的机会和挑战”的公开演讲，这是他时隔6年之后首次在中国大陆地区亮相。

面对包括《国际金融报》记者在内的众多中国听众，保罗·克鲁格曼一来便“友好”地澄清，“我不是唱衰中国”。他肯定了近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绩，的确是好过欧美，中国政府的政策值得称赞。然而，这位“犀利哥”此番来到上海自然不是专程来“拍马”中国经济的。他依然毫不客气地指出了目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大麻烦”。同时，对欧美经济当前最热门的话题一一发表了他的独到的观点。

中国的“大麻烦”

“近期的经济增长依赖于规模巨大的建筑业繁荣，推动这种繁荣的动力来源于高涨的房地产价格，同时经济增长显示出种种泡沫经济的典型迹象。信贷在快速增长——而增长的很大部分并不是通过传统的银行融资渠道，而是通过既不受政府监管缺失又没有政府担保的非管制的“影子银行”。现在泡沫正在破灭，担心金融及经济危机是完全有道理的。我这里描述的是不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或者2007年的美国？也可以这么说。可现在我说的是中国，在当前真的经不起任何危险点的世界经济中，中国正在作为一个危险热点出现。”

上述文字摘录自克鲁格曼2011年发表的著名“唱空中国”文章——《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然而，在对中国的预言上，克鲁格曼并没有像他预言亚洲金融危机那样得到验证。三年多过去了，正如克鲁格曼面对着众人发出的感慨那样：“整个世界的故事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如今，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俄罗斯深陷货币危机和经济衰退，日本虽然已经做了一轮量化宽松，但是增长仍然乏力，欧洲央行刚刚推出超预期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也进入了新常态，一方面增速在放缓，而且需要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短期中国的利率和汇率也面临着下行的压力。

“中国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避免了经济的大后退，现在也是不断增强。”面对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堂里座无虚席的来宾，克鲁格曼并没有如想象中的那般犀利。更有趣的是，他当着众多中国人的面，表示要做一个“免责声明”。

“我不是中国专家，我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听别人说的。”克鲁格曼谦虚地自称“外行人”，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只是“客套话”，事实上克鲁格曼和他的团队对中国的研究绝对不少。这句简短的“客套话”也并没有影响他之后的“招牌式”预言。

“我不是唱衰中国，十五年后，如果我还活着，我还会来讲中国成功；不过如果你们五年就请我回来，我可能就不会讲中国成功了，因为短期内以局外人士的眼光来看，中国很可能会碰到很大的麻烦。”

克鲁格曼口中的中国“大麻烦”是什么呢？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的情况和日本九十年代末很相似：很高的经济投资、房地产的泡沫，特别是经济模型的变革需求，但是留给转型时间又很紧迫。

“中国和日本两国的社会安全保障网也不一样，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地方让我担心，一个是欧洲，另一个就是中国。”克鲁格曼再度抛出了“中国担忧论”。

“所有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都有点像科幻小说。”克鲁格曼的这一言论引发了现场的会心一笑，“中国的经济模型的确是引人注目，这个经济模型的投资占比极高，在市场经济体里面是非常罕见的。”

对于这一“罕见”的经济模型，克鲁格曼的评价是，正常情况下生产投资很快就会衰竭，但正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块，因此投资增长还是可以持续一段时间的，不过这样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的。

“中国是一个经典的双重经济，它的制造业已经现代化了，但是农业经济还是相当的落后。”克鲁格曼表示，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大部分已经流进了城市，因此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同时，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工作年龄的人口也开始在走高之后持平。“不管你们怎么想展望未来，中国的GDP增长都是个位数的，这就意味着投资的占比不可能继续这么高，不可能再占到GDP的百分之五十。”

如何扭转当前50%的投资和30%的消费局面？对此，克鲁格曼坦言，“投资下降倒是容易的，但是消费的拉升很难做到。你必须有让工人有更大的安全感，只有在社会保障网比较好的情况下，人们才有信心将更大部分的收入用来消费。”

那么，中国政府有没有能力快速建立社会安全网呢？克鲁格曼表示了他对中国政府的看好，“中国的官员很聪明，过去他们这么成功，接下来他们要做的我们也应该跟随。”

“中国经济需要以更多的消费拉动为主，经济转型需要加大力度。2009年以来中国很多的政府投资都投到了一些令人质疑的项目当中，比如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这会形成很多泡沫。我认为中国真正应该鼓励的是可持续的消费增长。”克鲁格曼表示，中国还没有进入流动性的陷阱。如果给中国的央行行长提建议，他认为还是要有更多宽松政策意识，并抑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

欧洲人什么都错了

如果说对中国经济的麻烦还仅仅是“担忧”的话，那么克鲁格曼对欧洲经济的批判则更具犀利。

“现在全球的一个很重要的薄弱环节或者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欧洲。”克鲁格曼直言不讳道，“欧洲人什么事都做错了。”

克鲁格曼指出，欧洲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低生育率造成劳动力持续萎缩，在这样的情况下若要让欧洲加大投资几乎不可能。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在2011年升息的通货紧缩政策又打压了市场需求，“这是欧洲央行犯下的最大的货币政策错误。”

正是因为先前犯下的种种错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如今只能马不停蹄地到处推出量化宽松，以试图力挽狂澜。那么这些政策的影响幅度有多大呢？克鲁格曼有些不以为然，“看起来德拉吉成功地提高了欧洲预期的通胀率0.01%，听上去影响力挺大，但这还不够，他们需要至少提高五倍才能脱离困境。”

“要把通胀率维持在2%并不容易，德拉吉正在尝试，但德拉吉背后没有一个强有力政府的支持。日本也情况不好，但至少政府是支持央行的措施的。然而，欧元区最有实力也是最能左右区域内政策的德国政府却在阻挠欧洲央行的行动，所以他们的工作会更困难。”克鲁格曼如此表示。

克鲁格曼还预言，欧洲可能还会发生政治危机。“如果经济政策总是不灵，负责经济政策的人能维持多久自己的合法性？”他以希腊大选为例，“左翼党人很可能会胜出，如果胜出也会给市场造成重大冲击。”而就在1月26日凌晨，根据统计结果，希腊左翼联盟在大选中胜出。

1月23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发表克鲁格曼的文章《太负责任了》，在这一文中，克鲁格曼将美国与欧洲做了对比：两者都有着多元文化，都实行民主制度；两者都极为富裕；两者的货币都具有全球影响力。遗憾的是，两者都在2000年到2007年之间遭遇了严重的住房和信贷泡沫，在泡沫迸裂之后经历了痛苦的衰退。

然而，这两大经济体如今之所以走上了迥然不同的道路。克鲁格曼认为，两者态度不同是主要原因。挥霍无度、实行货币宽松政策的美国正在稳步复苏——奥巴马总统底气十足的国情咨文就体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坚守财政和货币道德，竭力平衡预算，同时防范通货膨胀的欧洲则更深地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泥潭。

“一错再错”是克鲁格曼对欧洲批判的主要基调，“在财政方面，尽管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欧洲始终没有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很快就转向了紧缩——削减开支和增税。在货币方面，官员们与凭空想象出来的通货膨胀威胁作斗争，过了很久才承认真正的威胁是通货紧缩。”

而令克鲁格曼感到更可怕的是，他认为欧洲是打着负责任的旗号摧毁经济的。“有些时候，铁腕意味着削减赤字和抵制住印钞的诱惑。然而，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平衡预算的癖好和对硬通货的痴迷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它们不仅会在短期内损害经济，而且会造成长期破坏，削弱经济潜力，使之陷入难以逃脱的通货紧缩困境。”

“欧洲人太任性了，在全世界都需要增加开支的时候，他们却在情感和政治上感到安逸自在，要求他人做出牺牲。”正如克鲁格曼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他犀利地表示，“在今后的数年乃至数十年里，欧洲将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代价。”

美联储今年别加息

中国与欧洲都悉数被点评过后，克鲁格曼会不会给自己的家乡，正处于经济恢复期的美国点一个“赞”呢？

在克鲁格曼看来，美国经济恢复花了很长时间，目前的确在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也是很让人兴奋的。这其中有两个关键点：美国有过房地产泡沫，但泡沫至今已经快九年了，期间美国新建的房屋很少，如今美国也需要更多的住房，住房市场已经开始回暖了。另外，美国的家庭债务以前高涨过，但现在已经控制到了收入以下，所以美国经济的状态要比以前更好。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好了，就有更多的人能够就业、能够买房了，又能够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这次的复苏不会是一个特别大的经济繁盛，不会是奥巴马所说的美国经济危机，但至少还是一个很好的、快速的恢复。”

但克鲁格曼也表示，美国经济的复苏虽然是个好消息，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就没有其他大问题。“虽然金融危机本身受到了遏制，银行也得到了挽救，但我们还没有解决崩盘给我们带来的重大影响和后果。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实际速度都比预期要低得多。全球经济总体上还是比较疲软的，美国是有一些利好，但只是暂时性的。2008年我们因为金融危机陷入了困境，现在六年之多了，我们还没有真正摆脱这个问题，甚至全球经济出现了第二轮疲弱，我们还没有从危机中充分复苏。”

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许多美联储官员已表示，他们预计美联储将在2015年年中前后上调当前接近零水平的基准短期利率。

然而，美联储在升息的问题上始终态度“暧昧”。只是一再强调对上调短期利率方面“保持耐心”。美联储主席耶伦上个月称，“耐心”一词预示美联储至少未来两次会议不会加息。这意味着，如果美联储想要就6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作出暗示，他们需要在3月17至18日的政策会议上改变或放弃“耐心”这一措辞。

众所周知，美联储最终的政策决定将取决于未来是否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美国经济足够强劲以迎接加息。对此，克鲁格曼的建议是，“今年别加息！”

“美联储是计划今年某个时候升息，我一直建议他们别这样做，我觉得风险还是很大的。这个世界真是困难重重，如果你后退一步看一看，你可能会很乐观。”克鲁格曼强调指出，在他看来，如今美国通货膨胀率仍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并可能因油价的大跌而进一步下降。

克鲁格曼对美国的建议便是利率要继续保持低位，实际通胀率要高于目标通胀率，如果有可能的话提高目标通胀率，这样可以远离流动性陷阱。“美国传统上的目标通胀率是百分之二，但这不是一个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所以我建议目标通胀率调到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但是真的要实施这样的政策在政治上的争议会很大，困难也会很大。”

“就美国经济而言，美国尚未迎来黎明，更不要说我们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达到的繁荣状态了。复苏原本可以也应该来得更快，家庭收入仍然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尽管从公开讨论中看不出来，但经济学家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认为奥巴马2009—2010年的刺激计划遏制了金融危机的破坏，但规模太小，结束得太早。”克鲁格曼强调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许多人说，原因正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作为全球曝光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不断地发出盛世危言，克鲁格曼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有趣的是，他援引了一句英国俚语“Ambulance Chasing”（追赶救护车）来描述，因为其研究经济体的时候更多地看它们的问题在哪里，并不是定期地做全球各个经济体的预测。

“困难之处在于怎么进一步跟踪体制性的变化，从而及时发现某个经济体中找到薄弱环节，否则我们就没有充分履行作为经济学家的职责。”克鲁格曼如此表示。

【原文链接】五年内中国经济会遇上“大麻烦”——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