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教授应邀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作为莅临“SAIF•CAFR名家讲堂”的又一金融泰斗级主讲嘉宾，为近200名听众带来了一场题为“Monitoring Systemic Risk with V-Lab”的精彩演讲。《上海金融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 中国应警惕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日前，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教授应邀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作为莅临“SAIF·CAFR名家讲堂”的金融泰斗级主讲嘉宾，罗伯特·恩格尔此次演讲重点把脉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问题，指出应及早防范，“监管要做的是预防而不是救助”。
“大数据时代”由来已久
恩格尔是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波动性实验室主任，同时也是美国金融计量学会的创始人和主席。
恩格尔于2009年创立了斯特恩商学院波动研究所，V－Lab(波动实验室)是研究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波动研究所对金融市场，尤其是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和金融计量经济学的相关前沿课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11月27日，上海纽约大学金融波动研究所正式成立，而由罗伯特·恩格尔所创立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波动研究所正是上海纽约大学波动研究所的重要合作伙伴。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金融波动？恩格尔说，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当时正值全球经济衰退时期，此前一周，美国政府刚刚援助过花旗、美联、摩根斯坦利等多家同样陷入困境的公司。直到今天还有人在问:当时美国政府该不该同样也援助雷曼？在恩格尔看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追问这些问题已没有太大意义。那么，政府或企业是否可以在“援助”或“不援助”之外，作出第三种选择，不让自己陷入困境？恩格尔的回答是“有”，即对“大数据”的梳理。
事实上，“大数据时代”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新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间，数学分析就已经涉猎金融行业，除了恩格尔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里·马克维茨、威廉·夏普也是利用计量经济学知识和金融市场数据来建立数学模型的。
恩格尔说，通过对“大数据”的搜集和整理，他的波动实验室可以为多种金融资产的波动率、相关性、风险指标提供实时数据、建模、预测，涵盖了世界各国的大量个股、股指、信用违约互换协议(CDS)、外汇、商品期货和债券等。目前实验室的数据库包括了超过6000种金融机构、资产的时间序列，工作人员对这些数据作了近29000项应用分析，每天提供大量的系列信息。他认为，“通过这些数据分析，政府监管部门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仅仅在出现危机时援助企业。”系统性风险中国位列第一
一个国家的金融风险来自哪里？恩格尔认为主要来自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他提醒说，在近年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中，美国的金融机构之所以屡屡陷入困境，很大的原因是它们总是寄希望于政府担保。他认为，金融决策者应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恩格尔的V－Lab重点聚焦的是S－Risk(系统性风险)。
V－Lab最新显示，在国家系统性风险排名中，中国位列第一，预期资金缺口高达6000亿美元，位列第二的是日本，之后依次是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简而言之，S－Risk计算的是在下一次金融危机来临之际，金融机构需要募集多少资金才能保证正常运作，即是尚缺的资本预期价值。
V－Lab计算显示，美国的整体S－Risk在金融危机过后已不断下降，接近危机前的水平；亚洲的S－Risk则从2007年起逐年递增(预期资金缺口为1.2万亿美元)，其中中国的增幅最为剧烈，目前约占其资金缺口的一半。
“我们的研究表明，美国的金融风险正在改善，其S－Risk值已经比2008年金融危机高峰期下降了2/3。欧洲的情况整体在改善，但是改善的幅度不大，S－Risk值目前并没有下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所以它的金融稳定性还不够好。从风险占GDP的比例来看，最大的是法国，要想拯救法国的金融机构就要花掉法国13％的GDP，这是一个谁也接受不了的数字。”
在恩格尔和他的模型看来，中国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债务、国有企业债务和影子银行。“中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S－RISK值微不足道，但是之后上升急剧，好在中国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做后盾，应对能力应该较强。”恩格尔说。
恩格尔首先提到地方债，他说，中国的地方债从2008年的1.7万亿元增加到前两年的10.7万亿元，占到整个GDP的27％。有些地方债变成了一些金融工具，因为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借贷，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借贷，成立了一些公司来为地方政府城投和基建项目融资。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可能就是房地产，用卖地的钱支付贷款和利息。但是假如地价不涨的话，这种来源就要干涸了。“现在地方政府就面临着这样的艰难时刻。这些贷款现在不断地滚雪球，如果哪一天地方政府对银行说，我的市政收入没有足够的钱来还利息，肯定就会导致违约。”
另一类债务是国企债务，恩格尔说，这主要是金融危机之后的“4万亿”刺激政策造成的贷款。有的时候国有企业并不需要这个资金，就把这些钱投到了房地产，于是房地产就成了国有企业的抵押物。“如果房地产的价格停止上涨的话，对国有企业的债务也会造成压力，它们就会和地方政府一样面临违约的风险。”
此外，恩格尔说，中国还存在一个影子银行的问题，因为它们不是上市交易的银行，没有公开数据，这些债务在S－Risk当中便没有办法体现出来。如果能把影子银行包含进去的话，S－Risk就会是一个更好的风险指标。监管要做的是预防而不是救助中国能否抵御系统性风险？“不像葡萄牙、爱尔兰、希腊等国，中国有高达4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而中国的S－Risk也是将近6000亿美元，因此短期不会爆发金融危机。”恩格尔表示。
不过，尽管中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能够相对轻松地救助那些有麻烦的银行，也有能力对这些银行进行资本重组，但是，恩格尔表示，中国政府有很多的事要做，比如全民医保、养老保险、环境保护，这些都是政府需要应对的重大任务。
“另外关于银行资本重组问题，我越来越担心。如果你对这些银行进行资本重组，把那些有问题的债务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当中剥离掉，建立起一些所谓的坏债管理公司，中国以前就有过这样的先例，同样的环境就会导致同样的危机发生。所以我觉得应该一次性解决，而不是避免、绕过这个问题。”
中国的决策者完全意识到中国经济当中有哪些问题，很多的政策纷纷出台来应对金融方面的一些问题。“我到中国来看到了很多好的现象、新的政策，很多都是为了帮助解决金融机构中的这种不稳定性。”但是，恩格尔表示，其中有两个新政策让他比较担心:一个是加大基础建设的投资。基础建设对经济是一件好事，但是这又会导致经济里面投资所占的份额继续增高，而投资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够高的了。所以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只是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另一个是对抵押贷款放松了限制，使得人们能够买上第二套房或者更大的房子。“如果这个政策继续发生的话，房地产价格会上涨，房产市场再有一次不稳定的话，今天买房的人很可能会发现他们拿到的这个贷款并不是特别理想。”
恩格尔更加感兴趣的是沪港通这个政策，并为此感到振奋。他说，一方面，它让外国人有机会直接投资A股市场，使得外国投资者能够表达他们对哪些公司看好这种观点，并且向他们看好的公司注入资本。同样的，中国的投资者也可以实现投资的多元化，因为他们可以买香港市场上的股票以及香港市场上交易的其他资产。“现在沪港通的交易量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开放中国经济的步骤，将来沪港通对于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会有更大的好处。引入更多的外国资本，也能够激励银行强化货币管理工具、风险管理工具和贷款承诺，使得中国银行业能够扮演好金融中介的角色。”
最后，恩格尔特别提到美国经济。他说，包括中国在内，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趋势中，美国可谓一枝独秀，失业率下滑至5.8％，但迟迟不见上升的通胀率已成各界隐忧。不过，在恩格尔看来，美国的通缩风险并非国内因素，并对美国明年经济形势表示乐观。
发布时间：2014-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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