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国际金融报》刊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朱宁的采访报道。文中,朱宁教授对“定向降准”这一政策进行解读并预测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同时他也表示,定向降准已经释放出足够多的流动性,不需要全面降准。
定向降准扩围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 全面降准暂缓
“定向降准”意味着央行在短期内仍然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去杠杆化”的政策取向不会改变。当前的货币政策不仅要保住系统性风险及区域性风险不发生的底线,也得为化解既有的金融风险创造条件,货币政策以静制动是最好的方式。“定向降准”也意味着在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及社会融资规模过度增长的情况下,采取差异化的货币政策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伴随着人民币陷入贬值通道、外汇占款流入规模持续减少,呼吁央行降准的声音从未停息过。
4月,央行曾宣布自4月25日起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市场有些躁动,但仍不解渴。仅过了1个月,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
事实上,央行降准是当前对付硬着陆最好的宏观政策,降准并非大规模刺激,只是货币政策从过紧转向中性的必然要求。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委员长吴晓灵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只要经济不出现大问题,那么就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央行短期不会采取大规模的货币宽松,货币政策将保持中性。”
“升级”定向降准
“定向降准?跟我有什么关系?”戴先生是上海一家节能科技企业总经理,刚从河南出差回来。他的企业正在与郑州一家电厂合作改进技术、提高产能,需要一大笔流动资金。戴先生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与其看银行脸色,不如找民间借贷。像我们这样的小企业,根本拿不到银行贷款。”
经常和这些小企业家打交道的锦宏中国价值基金总经理徐之骞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一方面,小企业主对宏观政策并不敏感,了解比较少;另一方面,他们对银行没什么信心,这些年‘伤透了心’。”
那么,定向降准跟这些小企业主究竟有没有关系?有多大的关系呢?
从2012年5月18日至今,央行一直没有全面对利率和存准率进行过调整。今年4月25日,央行下调了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同时,还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举被市场称为“定向降准”。
“相比之下,5月30日提出的‘升级版’定向降准无论是结构、政策导向都更加明确,因而范围也有所扩大。”徐之骞分析说,除上一次的专项支持“三农”外,此次将支持的范围扩大至“三农”和小微企业。
另一个范围上的调整是,有“定向降准”资格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再限于“符合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凡是“三农”、小微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银行,均有可能享受“定向降准”的优惠政策。
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看来:“目前,市场流动性偏紧与全球流动性不足以及利率市场化有关。在此背景下进行定向降准表明了宏观政策的基调,即,局部调整,避免出现2008年时的大规模刺激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定向降准通常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定向降准的主体,另一个是定向降准针对的业务和贷款对象。”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定的名单公布,但像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这种专注于‘三农’金融服务的银行,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机构,未来获得‘定向降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余方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对于虽在县域,但主要信贷都投向大企业、非农领域的银行,是不会享受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的,“除此之外,像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等开展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的银行,获得定向降准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增加。”
利得中国财富管理研究院研究员王玮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则指出,“单从PMI数据来看,第一次定向降准的效果在数据上体现得不是太明显,有进一步扩围定向降准的必要。”王玮强调,“定向降准是中央经济调结构在货币政策方面的体现,货币政策向小微企业倾向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流方向之一。”
全面降准暂缓
“定向降准”包含着一个明显的潜台词:全面降准的可能性降低了。
在余方看来:“这就好像你突然想吃夜宵,妈妈让你用饼干替代。事实上,连续2次定向降准并非意味着政策转向,而是同一政策的深化和落实,其主要目的是结构性调整。尤其是第二次定向降准,出发点是总量稳定、优化结构、疏通‘三农’、小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血脉。”
“对‘三农’和小微的贷款达到一定比例,可以享受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等于是通过加强考核、监测来引导金融机构把资金投向这些领域。”徐之骞分析说,“这些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低一些,其财务成本、资金可用的量也会加大。这些都是正向的激励措施,激励商业银行往这样的方向去投入。”
据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估计,现在中国约有100万亿的存款,从全面降准的总量测算,如果降低0.5个百分点,释放的资金量约为5000亿。
“现在‘定向降准’幅度没定,但是针对性强,可以降低的幅度大一些。”余方认为,第二次“定向降准”加入了小微企业,释放资金预计会超过1000亿,加上4月县域“定向降准”,综合效果看,几乎可以达到3000亿资金量的释放。
朱宁认为:“定向降准已经释放出足够多的流动性,不需要全面降准。一旦央行采取全面降准,市场预期就破了,也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全面宽松无益,定向宽松可调结构。”
余方进一步分析称,目前,导致融资收缩的主因并非资金供给不够而是信用需求不足,因而再宽松意义有限。即便全面降准,银行也未必会增加贷款,资金反而可能重新回流央行。未来或更多采取定向宽松政策,在保持货币总量平稳增长的同时,调节信贷结构。对于小微企业、农业以及保障房等项目,其关联银行可以获得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政策的支持,以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
“当前金融体系的主要问题并非货币不足,而是利率太高,贷款利率与GDP名义增速持平,其产生的背景是投融资行为的非市场化。”朱宁认为,未来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应是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可以选择调低回购招标利率、对政策性银行定向再贷款或者降低长债利率等。
而余方则表示:“定向降准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比如,怎样定义小微企业?具体的,应纳税额通常低于10万元可被视作小微企业,那么,在定向降准的过程中是否会出现故意做低应纳税额的情况?又比如,银行有没有钱放贷?愿不愿意放贷?怎样测度‘三农’、小微贷款的贷款比例?”
“从国际经验看,定向降准与全面降准适用的经济环境不同,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王玮告诉记者,“定向降准的政策意图在于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有保有压。当经济存在结构失衡时,定向降准的效果好。当经济全面衰退时,全面降准的效果好。未来货币政策的取向取决于经济增长的状况和调结构的效果,考虑到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巨大,除非经济全面失速或者调结构完成,央行全面降准的可能性不大。”
澳新银行中国经济师周浩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央行是否会采取全面降准的方式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应不应该全面降准,从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看,降准其实远远不够,要降低融资成本最直接的方式是降息。但是,出于利率市场化和经济调结构的目标,央行短期不会考虑降息;二是会不会全面降准,在连续2次定向降准后,全面降准的可能性不大,未来,央行可能会保持定向发力的方式。”
调控“对症下药”
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对定向降准表示支持,认为“定向降准”更具针对性和协调性,而“对症下药”也体现了中央政府不同于以往的调控新思路。
徐之骞甚至觉得:“细细‘品味’连续2次定向降准,中央的调控思路越来越‘有水平’。”他进一步指出,一方面,“定向降准”是结构性地放松货币政策,传递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正能量,政策导向明确,“有针对性地积极引导金融资源投向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尤其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意味着实体经济受益”。
“另一方面,‘定向降准’是微调性地放松货币政策,给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以强激励,有针对性地调整。”徐之骞认为,政府有差异化的工作新思路重在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信贷结构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意味着金融机构受益。
更重要的是,从中小企业角度看,“定向降准”盘活存量信贷资源,增加中小企业资金可获得性。徐之骞认为,“定向降准”释放流动性规模,增加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激励中小银行在信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投向实体经济,提高中小企业信贷资金的可获得性。除此之外,“定向降准”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减轻中小企业融资发展负担。
“其实,除了‘定向降准’,中央还可以通过财务政策和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软着陆’。”余方分析说,“比如,规范影子银行融资、降低中小企业担保费用、优化融资结构、财政贴息、放宽存贷比等措施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减轻中小企业运营负担。”
在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看来,中国货币政策可能过于紧缩,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因为它可以从根本上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并传递出明确的政策松动的信号。
“但仅仅降低存准率并不足以让借贷利率出现显著下降,中国央行还应该降低贷款基准利率,以及取消存款利率上限,从根本上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高融资成本。”刘利刚是在发布罗伊·摩根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时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的。
他进一步提出,在中国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央行需要加快资本市场改革,鼓励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特别是通过债市来获得长期融资。这样一来,可以使得被国有企业占据的商业银行转向寻找新的客户,中小企业因此可以从商业银行获得更多的信贷,它们的融资成本也将因此降低。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也将使得中国的融资成本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