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新浪财经》发布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朱宁的专栏文章《政府过度自信也不能脱离市场》。朱宁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一项政策或者监管规定的出台，有可能会导致被监管者和企业行为的完全改变，所以，政府必须把市场的反应纳入政策决策过程之中。

政府过度自信也不能脱离市场

政府积极的政策，把经济一次又一次地推上了波峰，然后又很无奈地落入了一个个波谷。一项政策或者监管规定的出台，有可能会导致被监管者和企业行为的完全改变。所以，政策制定者必须把市场的反应纳入政策决策过程之中。

监管层和政策制定者都存在一定行为偏差和局限性，同时，很多政策本身也面临着局限性。由于企业和家庭行为被动反应监管政策，一项政策或者监管规定的出台，有可能会导致被监管者和企业行为的完全改变。所以，政策制定者必须把市场的反应纳入政策决策过程之中。

2012年出台的“新国五条”对房产税进行了规定，本意在于遏制房价上涨过快的趋势，但政策出台之后，却导致了两个政策制定者意想不到的结果。首先，与初衷截然相反的是，居民希望在房产税生效之前过户房产，因而导致了短期内房地产市场交易的异常火爆和房地产价格的爆发性上涨。

其次，很多家庭因为持有多套房产，为了规避在今后交易中可能需要承担的税负，而采取离婚的方式来降低每个家庭所持有的房地产数量。于是，房地产过户交易中心人如潮涌，婚姻登记中心的火爆情况也毫不逊色。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忽略了市场可能作出的非理性反应。

每一次泡沫背后都离不开政府的推手：无论是泡沫背后泛滥的流动性，还是政府直接参与或者促成和鼓励泡沫的形成，或者是政府为市场中的投机行为提供隐性的担保，都是政府对于泡沫形成该负的责任。

有些时候正是因为政府积极的政策，把经济一次又一次地推上了波峰，然后又很无奈地落入了一个个波谷。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所说，“通向奴役之路往往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可惜的是，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各国政府似乎仍然过度自信，仍然煞有介事地积极干预经济和市场的走向。

在决策过程中，政府除了过度自信之外，还会产生另外一种与之俱来的行为偏差，也就是控制幻觉。即投资者在自己信息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反而还对自身能力过于有信心，进而觉得自己可以去控制自己其实控制不了的局势。

例如，全球有不少政府对本国经济发展进行长远规划，以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进步。规划的前提是，各国政府认为对于经济的管控和制定的经济政策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但事实上，在所有实施经济规划的国家中，既有像新加坡这样比较成功的案例，也有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种比较失败的案例，更有像日本这种在短期取得空前的成功，但之后陷入空前的困境的经历。所以，从历史规律和经济运行规律来看，规划对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的影响，并不明确。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如果政府希望通过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或者拉长经济增长的时期，在短期或许可以达到目标。但是，从长期来讲，经济政策越是在短期扭曲某些要素的配置，越是想拉长或是调整经济周期，就越有可能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造成影响。经济自身很可能采取更加极端和破坏性的方式，来恢复被短期经济政策所扭曲的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

在1989年股灾和存贷银行危机(Savingsand Loans Bank)之后，美联储就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助美国经济复苏，刺激经济增长。这就导致了1996~2000年美国及全球互联网的泡沫。直到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联储又一次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鼓励居民购买房产的方式刺激美国经济。这一轮刺激政策催生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房地产危机，并且最终导致全球次贷危机和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金融海啸。

即使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并没有从过去20年的经济运行中吸取教训。为了挽救几乎崩溃的美国和欧洲金融体系，美国和欧洲主权政府又进一步采用大量的量化宽松政策，把纳税人缴纳的财政资金不断注入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以购置长期资产，释放天量流动性的方式，把大量资金注入到全球金融体系里面，造成全球资产价格大规模上涨，也造成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导致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有越来越多的资金(热钱)追逐有限的投资机会，这也导致了各市场不断出现大涨大跌的宽幅波动。原油、黄金，都表现出大幅度的波动，这其实和政府大规模地利用政策干预经济运行周期的做法有关。

政府过度自信也不能脱离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