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上海证券报》刊载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校友会执行会长、SAIF国际金融家俱乐部会长陈东升的采访报道。文章讲述了陈东升20年来，一次又次追随内心，为梦转身。

基金经理“奔私”记 生活在别处

一切拥有雄心和远见的人，一定是敢于打破常规的人。历史的机会常常稍纵即逝，容不得瞻前顾后。当中国资管行业扬帆起航，财富管理的蓝海闪耀光辉，有一群人也选择为梦“转身”。

无关年龄，只因忠于内心。

他们之前或是公募基金的总经理，或是明星基金经理，而现在，目标只有一个：创立私募打造属于自己的事业王国。

失去了公募领域的资源支持，他们比以前更忙更累。但是，当没有了对股东变化的忧心忡忡，当利益的天平在公司和客户之间平衡，当理想与长期战略绑在一起……平和的心态，简单的快乐，那些“在别处”的生活，成了他们“奔私”后最大的收获与享受。

在大时代，过小日子。他们，是行业变革中微小的一部分，却是这些年公转私人物真实的缩影。

为梦转身

有些人的梦想，就是做些跟自己情感和精神有关的事，对社会有价值的事。陈东升就是这样一个人。

“穿戴干净，举止随和，神清气朗，见人总是浅浅一笑，然后很大方地伸出手来。”这是一位记者20年前对陈东升的描述。20年后，陈东升年近半百，头上泛有缕缕银丝。不过，精气神和30岁出头的小伙一样，说起话来刚正有力，又透着一股亲和力。虽然采访前记者只和他通过一次电话，但见面时他已能准确地喊出记者的名字。

从艺术品拍卖行业华丽转身进入金融领域，从公募基金转向私募投资，从卸任财通基金总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到投身于教育事业，担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校友会执行会长，游历资本圈，陈东升说，他做事的出发点在于忠于内心，实现梦想。

2013年4月，陈东升告别公募，成立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是天下大同；安，是内心安宁。陈东升对事业的梦想是培养100家本土对冲基金，而“同安”则要成为这100家对冲基金的标杆。

陈东升坦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急速膨胀，但这样的社会格局不具备可持续性。从业期间，一本名为《这次不一样》的书给了陈东升很大启发。他认为，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存在一定程度上结构性的资产价格高估，而从几百年金融史跌宕起伏的规律来看，资产泡沫最终会破灭。因此，人们需要为自己的财富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对冲基金或许可以帮忙。

“离开公募后，我原本打算专注于教研，为本土市场培养优秀的对冲基金经理。不过那会儿，不少人发出了质疑的声音。有人提出若我能成功创立一家公司，出色打造对冲基金产品，才有说服力。”就这样，他创立了同安投资，“目标是把同安做成行业的标杆企业、教育实践的平台。”陈东升继续补充道。

正是抱着“教育为先”的理念，陈东升的公司更像一个开放式的研究院。在同安，经常可以看到来自国内外一流院校的学生进行项目探讨、交流。同时，公司借鉴了著名的“老虎基金”培养对冲基金经理的模式，设立了上海对冲基金实验室。

如果说陈东升心系人才培养，华丽转身奔向私募。那么，夏春则用“等不及”来形容他对私募这片蓝海的期待。

白纸泼墨

夏春，博时基金曾经的明星基金经理。

在博时扎根了8个春秋，经历过牛熊周期的交替，身经百战的他于2012年加入英大基金，出任该公司副总裁一职分管投研。不过，时隔一年，夏春再一次作出事业上的新选择，开辟另一主战场——私募基金，创办了天生桥资产管理公司。

谈及转战私募的原因，夏春笑答记者，一方面在于原有体制对个人束缚较大，且缺乏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是看好资管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

比尔·盖茨的著作《未来之路》中提到，当他正站在哈佛大学广场上忘情地阅读着《大众电子学》这本杂志时，一台关于小计算机的描述文章深深地吸引着他。虽然那时比尔·盖茨不是非常清楚计算机会得到怎么样的具体应用，但他确信，计算机将会改变世界。因为一个梦想,即让所有人的桌面上都有一台计算机。比尔·盖茨放弃学业和工作，创立了微软。

比尔·盖茨离开哈佛的机会成本，就是创立微软的成本。一切拥有雄心和远见的人，一定是敢于打破常规的人，历史的机会常常稍纵即逝，容不得瞻前顾后。夏春称转战私募前，他与比尔·盖茨有相似的心态，都是抱着一种“等不及”的心情，而现在国内的资管行业则类似于计算机行业发展的初期。

在夏春看来，中国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居民可支配资产有了相当的积累，资管需求在发酵。就2013年的情况来看，居民可投资金融资产约70万亿元，但其在股市上的比例却不到10%，远远低于北美等资本市场发达地区。因此，国内资管行业前景非常广阔。

另一方面，“从表面上看，国内资管行业看起来比较完善，包括公募基金、阳光私募、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以及发展迅速的信托，但这其中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即对冲基金。”夏春称。

他告诉记者，对冲基金在国内市场处于刚起步的阶段，一切从零开始，未来这张白纸上有望泼洒出五彩斑斓的景象，而热爱投资的他，更是等不及成为完成这副巨作的其中一员。

男儿有志在四方，无论是陈东升还是夏春，即使人到壮年，仍不失热血青年的追梦热情。不过，女性干事业的勇气不亚于男子，星石投资总裁、首席策略师杨玲比上述两位大佬还要先行一步，她在2007年便选择拥抱私募行业。

忙并快乐着

杨玲，曾先后任职于兴业全球、工银瑞信和诺安基金公司，在私募还未被新《基金法》纳入法律监管范围时，就毅然离开公募。

“我出来那会儿，私募还属‘黑户’，但趁年轻我愿意搏一搏。即使失败了，也没关系，大不了重新找份工作。”杨玲说。

杨玲告诉上证报记者，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为她的“奔私”之旅浇注了一碗心灵鸡汤。

书中关于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互相博弈的内容，以及柳传志、王石、马云等人物的突围奋斗史，令她决心投奔民营经济，为自己打工，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2007年，财富管理格局的萌芽还在苞蕾之中，上证指数处于6000点的高位牛霸股市，在公募基金势头红火，人人渴望在公募界占有一席之地时，杨玲这支铿锵玫瑰从容不迫地放弃了这块大家争食的“大蛋糕”。

与夏春相似，杨玲也看到了未来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需求，以渴望在行业方兴未之时，能够先成立自己的公司，以期分享行业爆发时的少许红利。

“大蛋糕”看起来漂亮，但并非那么美味，强烈的漂泊感是硬伤。杨玲告诉上证报记者，其实，在私募比在公募更忙更累。

“除了关注投资业绩外，还需操心公司的战略方向和运营管理，即需兼任股东、管理层和业务核心三个角色，脑子里想的、手头上干的，绝对比在公募时多。”

特别是刚开始时。杨玲说，私募对于渠道和客户来说，还是陌生的代名词，市场对私募的规范性和风控力存在很大的疑惑。“我们每次去和客户及渠道谈合作时，都需将私募产品的运行管理模式进行详细的解释，在这当中我们花费了不少力气。”

现在的杨玲很开心也很踏实。“因为这是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可以为之奋斗终生。”

从公募华丽转身到私募，没有了争抢业绩排名的焦躁，没有了时刻为“保位置”而战的压迫感，也没有了对股东变化的忧心忡忡。当利益的天平在公司和客户之间平衡的时候，当理想与长期战略绑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奔私”的基金经理们都有了一种共通的生活状态：心态很平和，工作更赋激情，每一天总是快乐地忙碌着。

平淡做投资

作为私募，杨玲没有大股东背景，也没有庞大的资本金支撑，唯一能够倚仗的就是自身的投资业绩。但也正因为没有股东的考核要求，没有保位置争排名的压力，才让基金经理可以更好地发挥投资能力，专注于擅长的投资方向。

在这一点上，夏春和杨玲有相同的感受。“缺少公募领域所拥有的资源支持，自己做私募比以前辛苦，但值得一提的是，心理状态却变得单纯而平和。”夏春说，“平淡”做投资是他认为最好的投资状态。

另一方面，公募看重排名带来的品牌价值，且基金经理受限于一年一度的考核压力，因此在做业绩时投资操作“赌性”或许更大。“自己做公司，客户利益传导的激励机制更明显，并且，别人的钱和自己的钱总有差别，当把自己的钱也投到产品中时，无论是在选股还是风控方面，我们都会做得更谨慎。就拿去年的创业板行情来看，据我了解，参与这场资本游戏的私募并不多。”

“同时，没有业绩必须保持在前三分之一的束缚，无论牛熊市，一心一意为客户赚取一个长期稳定的回报率，少了焦躁，多了责任，平平淡淡做投资、简简单单做人是我所享受的工作状态。”夏春向上证报记者说。

其实，无论是夏春还是杨玲，他们之所以在私募干得更快乐的一大重要原因可以用陈东升撰写的《关于我国证券基金行业的治理问题研究》章节中的内容来解释，只有当公司治理和基金治理得以完善时，才能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陈东升称，在同安，不仅实现了员工持股，还通过让公司的股东持有基金产品，使得公司治理与基金治理实现了一致。同时，陈东升也称，投身私募后，他也比以前更忙了。不过，除了忙碌着产品投资外，将同安打造成对冲基金研究院的想法也在进行之中。

在记者与夏春的交流中，他多次提到了“平淡”和“放松”。夏春称，无须费心去分别协调投资部和研究部、产品设计部、市场部的矛盾，无须参与过多的应酬。实际上，他每日扑在工作上的时间比以前更多了。

“在公募基金时，每日要挺着腰板、梳亮发髻、西装革履地坐在办公室研究基本面。而现在我可以左手一杆烟，右手一壶清茶，穿着最简单的短裤和T恤在办公室看研报，如果饿了，还可以麻烦同事帮我买份麦当劳。也就是说，现在是依着最随意最舒适的状态去做事，而这样的状态或许还能令我事半功倍。”最后，夏春用一个例子打趣地诠释了自己平淡放松的工作状态。

基金经理“奔私”记 生活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