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新民周刊》刊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吴飞教授的采访报道，面对地方政府举债搞城市开发，吴飞教授指出，投资可以拉动经济，但也有可能因为投资而使房价过高打压群众消费的意愿。

中国梦：让城镇化追上工业化

“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时，李克强如是说。

总理报告中提到的“三个1亿人”，迅速吸引了各界关注的目光。3月5日下午，由元亨祥基金联合亚太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于上海星河湾酒店举办的“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智慧城市发展战略高峰论坛”，成了政府工作报告研讨会。

有学者就国际上城镇化融资模式的经验做了解读和探讨。比如美国的高度市场化市政债券融资模式、日本的半市场化半行政化融资模式、法国的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模式和英国的公私合作模式。而就中国来说，在最近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对城镇化建设融资渠道提出“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则提出“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面对地方政府举债搞城市开发，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副教授、MBA项目主任吴飞说：“大家预见到投资可以拉动经济，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如果因为投资而使房价过高打压群众消费的意愿？”吴飞与大家分享了他自己的城镇化亲身经历。在新西兰，他与人合伙买地，根据规划自己造了个房子，房子周边是一个很大的农场，就在城市的边缘。“房子建了以后，我们搬进去了，所有人都搬进去了以后，开发商就在中间建了一个商业区，超市、餐厅、快餐、幼儿园，所有人也找到工作。这里从农场变成了一个小镇。”吴飞的案例，是一种需求拉动的城镇化，不会产生所谓的“鬼城”。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则认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而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发展中，城镇化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发展。因此，城镇化发展有很大的空间，城镇化能够从根本上扩大内需，进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在提到搞好城镇化时，姚景源表示，搞好农业现代化和发展实体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前提。在论坛现场，姚景源接受了《新民周刊》的采访。

新型城镇化创造需求

《新民周刊》：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您认为为何在此时将城镇化的重点关注于此？

姚景源：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算起到现在是36年。36年前中国还没有摆脱贫困，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当时中国农民的年收入是133元人民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农民人均收入8896元。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17%，到了2013年是53.73%。1978年我们一年的生产总值3645亿。总理上午也讲了国内生产总值，去年达到568800亿。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全世界、全人类最伟大的，最波澜壮阔的就是我们十几亿中华儿女摆脱贫困，解决温饱，走向小康。

然而另外一方面，中国现在面对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就经济层面来说，中国经济最深层次的问题就是需求不足。大家知道我们这么多年，年年喊扩大需求，需求就是上不来。我们最苦恼的问题就是如何扩大需求，为什么扩大不了需求？因为创造需求的城镇化发展滞后。李克强总理讲到，要让中国经济能再进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转变增长方式。再具体一点，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点，关键在于城镇化。

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过去30多年的发展当中，工业化和城镇化二者速度不匹配，创造需求的城镇化，大大落后于创造供给的工业化发展速度。你看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现在是200多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钢铁、煤炭、水泥产量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我们工业化是神话般的增长，创造了供给，然而需求不足。

刚才提到去年城镇化达到53.73%。但是这个数字的算法有点问题，现在城镇化率用常住人口来计算：一个人在上海居住、生活超过6个月，就算在城镇化里面来了。这样一来，就把2.6亿农民工都算到城镇化里面来了。而每个人都清楚2.6亿农民工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没有和城市人一样享受到公共产品和服务，他们的根还是在农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目前的城镇化质量有问题。总理讲过，我们的城镇化率实实在在是35%略高一点，35%是个什么概念呢？发达国家最低水平是78%，一般都在90%以上。35%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差距就是增长空间。

现在中国市民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3倍，二者消费支出也是3：1。设想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年都能实实在在有质量地增长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有上千万的农民真正地成为市民，收入增长3倍，消费增长3倍。所以农民增收的问题、扩大消费的问题都解决了。中国现在农民人均耕地面积2.8亩，85%的农户耕地在10亩以下。靠这点土地走向小康，走向富裕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想富裕，该怎么办呢？就要减少农民，就需要城镇化去吸纳。

新型城镇化要夯实农业基础

《新民周刊》：城镇化实现后，对农业会有多大影响？

姚景源：要搞好城镇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前提。

第一，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要搞好城镇化，有质量的城镇化，一定要夯实农业基础，让农业现代化。

我觉得，对于农业问题，恐怕我们不少同志有一点盲目乐观，因为我们粮食连续10年丰收，所以大家对农业问题，粮食问题有点乐观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这次总理的工作报告都把粮食和农业问题提到我们各项工作的首位。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的农业基础还是十分薄弱。我们说中国粮食连续10年丰收，打破了过去的“规律”，按照“规律”过去我们中国基本上粮食和农业以5年为周期，现在则是连续10年丰收。为什么连续10年丰收呢？9个字——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关于“天帮忙”这一点，已经连续支持帮你帮了10年了，很够意思了，谁能保证今年明年继续帮忙呢？这个不确定。

我们过去政策支持农业，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收入价格，现在也遇到问题了。现在我们农产品的价格，相当多的产品比国际市场高不少了！我们玉米价格比国际市场高30%，猪肉一斤生产成本是6.5元，美国是4.5元，牛奶我们一斤生产成本是4.1元，国际上是2.5元。棉花一吨甚至要高几千元。过去走私没有走私农产品的，但是去年进口牛肉走私抓到的就有60万吨，而通过海关正规渠道进口的是50万吨。显然这种状况不可持续。习总书记明确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富农业要富，中国强农业要强。我们讲新型城镇化，一定要看到这点。

第二个，发展城镇化，我觉得要着力搞好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现在全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加在一起大大小小657个，然后再加上2000多个县。如果我们每个县、每个市都有特色的实体经济撑着，那时候我们的城镇化就顺理成章，一马平川了。

新型城镇化要找回故乡

《新民周刊》：您说中国城市657个，然后再加上2000多个县，可现在许多城市建设雷同，看起来楼房的样子都差不多，分不清哪跟哪。

姚景源：看现在的城镇化，我们要肯定成就，也确实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不注重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盖大楼，修马路。中国的城市现在干来干去都雷同，建设雷同。你说每个城市都没有区别，哪个城市都一样。我曾经说我都不愿意回故乡了，为什么呢？没有乡愁，回到故乡找不到故乡的感觉，哪都是高楼大厦，玻璃幕墙，柏油马路，所以我讲现在我们搞城镇化建设缺少文化。

我始终主张我们市长、县长去欧洲看看，你站在一个欧洲的小镇面前都能感受到它的历史、文化。让你感觉到一种心灵上的敬重。但是往往我们的城市、城镇让你看了以后你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我有一次说到处都盖的像夜总会，缺少文化。我希望后来者在搞好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不断提升文化，吸纳全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让我们城镇化真正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真正能把我们的城镇化建设成历史和人文的传承，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中国梦：让城镇化追上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