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我院朱宁教授的采访报道，对于导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J·席勒分享201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朱宁教授指出，席勒对决策者的理性行为假设提出了质疑，尤其对资本市场决策过程中的非完全理性行为给予关注。

对立阵营三学者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14日宣布，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拉尔斯·彼得·汉森和罗伯特·席勒，以表彰他们对资产价格所做的实证分析。评奖委员会认定，三人研究成果是分析股票、证券等金融资产价格走势的标准工具，为职业投资行为提供理论指导。

三个学界“熟面孔”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介绍，三位获奖者都是当今世界上金融领域名号响当当的“老熟人”。

其中，法马是微观金融学的鼻祖，创立了著名的有效市场理论。“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金融’的概念”，孙立坚说，这位法马在微观金融学领域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法马坚定地信奉市场的有效性，强调政府对于金融市场需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做好信息披露和投资者教育，其余的都该让市场去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法马又对自己的理论做了修正，提出“弱有效市场”、“半强有效市场”和“强有效市场”三种状态的市场。

席勒则是行为金融学的代表人物，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介绍，席勒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广为人知的是，在美国房地产泡沫最疯狂的时期，成功地用模型预测了房地产市场过热、可能出现硬着陆。席勒多年以一个金融学家的身份不断公开站出来指责美国的市场泡沫问题，并撰写了在全球广为流传的 《非理性繁荣》、《动物精神》等通俗读物，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在演讲中引用“非理性繁荣”的概念。

与上述两位不同，汉森则因发明了“广义矩方法”而为人熟知。孙立坚说，“现在的研究生、学者只要分析经济、金融，大多都会用到这种计量经济分析方法。”

不看学派看实效

今年的经济学奖最有趣的看点是，分属完全对立学派的学者分享了同一年的奖项，这在诺奖历史上尚属首例。众多经济学者认为，这不是搞平衡，而是体现了诺奖一些新的价值取向。

此次获奖的三位经济学家中，法马和席勒形成鲜明对比，他俩的身上，分别贴着“信奉市场至上”和“强调监管重要性”的标签。前者是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相信市场是万能的，只要信息能够充分披露，市场的决策者都是完全理性的；而后者是新凯恩斯学派的，认为市场会失效，市场中的人会出问题，强调政府的监管要加强。

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教授的导师恰巧是席勒。他介绍，席勒的心理学家太太对席勒在行为金融学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大启发。“在过去几十年，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在如何帮助理性的决策者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对这些决策者的理性基础不加任何质疑。而席勒对决策者的理性行为假设提出了质疑，尤其对资本市场决策过程中的非完全理性行为给予关注。”

孙立坚指出，两大阵营同一年得奖，显现出诺奖的一个新趋势，即对学派的界限之分越来越淡薄，而更看重能否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过去我们总是倾向于欣赏某一种学派，非此即彼，而现在愿意兼容并蓄，把矛盾对立的理论学派中合理的部分放在一起，看看能否结合，解决市场的现实问题，这是诺贝尔奖在价值取向上的一些新变化。”

理论启示中国楼市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的评委们表示，“可预期性”是今年获奖成就的核心。人们无法预测股票和债券在三五天内的价格，却可以预测更长期例如在未来三年至五年内的走势，这些看似矛盾却又令人惊讶的发现，正是基于三位教授的研究贡献。评奖委员会认定，三名获奖者的综合成果对分析和预测资产价格走向具有重要影响。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席勒的理论对于全球以及中国经济都有很强的启示作用。

对于中国来说，席勒理论的启示更多体现在楼市方面。“在国家多轮房地产调控之下，中国楼市价格依然高居不下。其原因部分可以解释为刚需，还包括地方政府、投资者、房地产商等多方面非理性行为的综合效应。”张茉楠说，政府有关部门可以从席勒的理论得到启示，综合考虑到非理性行为因素，设计出合理的制度，才能真正杜绝楼市泡沫的存在。

在美国，席勒曾创立了“凯斯—席勒指数”，其反映了不同地区美国房屋价格，包括全美房屋价格指数、20城综合指数、10城综合指数以及20个单独的都会房价指数。“中国也可以发布类似指数，如超大城市指数、一线城市指数以及二三线城市指数等，将席勒的理论应用其中。”张茉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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