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推出SAIF专栏“中国金融改革十问”（三），谈及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严弘教授指出，目前平台贷风险尚未进入下降过程，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和城镇化进程还将产生大量地方政府资金需求。

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严弘：撤销地方债务隐性担保是当务之急

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化解看起来任重道远。

“核心问题是地方政府在融资过程中明确债务的责任方，而且中央政府要适当撤销隐性担保，整个市场才会更加合理和健康。”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严弘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如是说。在他看来，目前平台贷风险尚未进入下降过程，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和城镇化进程还将产生大量地方政府资金需求。

第一财经日报：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一直备受关注，如何评价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化解风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严弘：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不小，核心问题是我们敢不敢让一些地方政府破产。如果地方政府无法破产，中央政府做隐性担保，看起来好像没有风险，实际上存在道德风险。所以首先要弄清楚地方政府究竟有多少资产、资产是否能够足以支撑债务等，以及一旦出现违约或即将出现违约，谁来承担责任。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明确，道德风险始终存在，地方债务的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甚至最终变得不可收拾。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应该未雨绸缪。

日报：在你看来，近两年中国地方融资风险依然较高，还是开始有所缓解？未来趋势怎样？

严弘：我觉得目前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还没有进入一个下降过程，特别是在整个经济转型和城镇化进程中都需要很多资金，需要从各种各样的融资渠道中获得。但这并不代表整个状况一定会恶化，因为只要我们在融资过程中能明确这些债务的责任方，而且明确没有隐性保证，市场自然会做出合理调整。

当然，中国整个资本市场的合理定价机制尚需一段时间才能逐渐完善，但起码市场要有足够的信息做出判断，看发行的债务是否有保证，或定价和利息水平能否足够与风险相匹配。一旦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地方政府发更多的债，也不会造成太大问题。而如果做不到，那么道德风险会不断存在，因而不断引发新的危机。

与此相关联的，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发展中还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利率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这是在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即市场利率或银行贷款利率无法真正反映这些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从这点来说，如果利率市场化不进一步完善，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扭曲和失效的市场，甚至在未来产生危机。

日报：你提到城镇化过程中还将有大量资金需求，我们的地方债务的增加空间还有多大？未来风险会否因此进一步积聚？

严弘：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看地方政府的抵押品情况，如果抵押品是土地，那么还有多少土地存量。现在一些地方的土地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一些地方也许还有存量。第二，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的支持情况，哪些地方债务会支持、支持的力度有多大，这些很难预测。此外，如果地方债和中央政府债总和与中央政府所有可查资产总和相比，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就会冲击市场信心，这对整个市场也会是危险的。

要真正改变地方债务的现状，核心问题还是明确地方债务的责任方以及允许违约破产。当然，这背后需要有独立而强大的信用评级机构，这实际上比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更难。但撤去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的隐性支持、让地方政府去真正举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同时地方政府的发债体制和财政管理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日报：目前，我国在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和深圳市等四省市试点发行地方债，在你看来，现在地方债的发行是否可以扩容甚至正式放行了？

严弘：在现有情况下，全面放开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地方债和国债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但当市场结构和市场秩序调整到位，是可以完全放行的。比如，当所有人都还认为地方债应该和国债一样不会违约，一旦出现一单、两单违约，对整个市场的冲击是会非常大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明确债权人，确定债券发行人的责任范围、谁来兜底等问题，如果这不明确，就会让市场定价和投资者观念受到一定扭曲。

日报：地方政府举债体制如何规范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该如何设计？国外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严弘：在国外，地方政府举债风险控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地方政府债的信用评级，而且这些信用评级都非常严格，所以才会出现加州和纽约一度被列为垃圾债，甚至以前美国还有地方政府出现破产，比如因为在金融衍生产品方面投资不利造成损失而违约，加州的富裕县桔郡宣告破产，导致公共事业无法正常运作。在美国，投资者不会把地方政府债券作为非常安全的、完全保底的投资品种。

二是地方政府发债需要购买信用保险，有专门的保险公司为地方政府债券信用提供担保，一旦出现违约，信用担保公司就要进行偿付。如果某些地方政府不进行信用担保，市场投资者是不会接受它们的信用债的。但在中国，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非常明显，而其背后隐藏的风险实际上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