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上海金融报》刊登我院王坦教授《教授风采》专题报道节选文章。

王坦：钻研资产定价二十载

从“广”“博”的经济学转到较重应用的金融，兴趣让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金融学长期特聘教授王坦在金融学教育研究领域，围绕着资产定价这一金融市场的核心内容，孜孜以求二十载，成为受人尊敬的学者。

王坦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长期特聘教授，也是SAIF的早期筹建人之一。在SAIF的时间里，他将一大部分时间用于SAIF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上，他见证着SAIF三年来的成长。

兴趣使然厚积薄发1978年，王坦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数学系。1986年9月，他远赴加拿大正式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国内的数学和计算机学的基础，潜移默化地帮助他顺利获得了多伦多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2-1996年，王坦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担任助教，受到一位极负名望的教授的赏识，并引导他把兴趣转向了金融领域。“那位教授叫PhelimBoyle，是金融界蒙特卡罗方法的奠基人。他为我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萌生了对金融学研究的浓厚兴趣。”王坦告诉记者，当年PhelimBoyle教授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他对金融非常感兴趣，待我也很好，鼓励我做金融研究，他还让我教金融学的一些课，在教学过程中我渐渐对金融有了兴趣。”

真正踏上金融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还是在王坦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商学院任教之后。不过，王坦能在金融领域站稳脚跟进行有创意的研究，也并非一蹴而就，期间也历经相当长的摸索期。

近二十年来，王坦对金融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资产定价领域里不确定性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这类问题进行的。“未来不确定性有两类，一类是可计算概率的风险型，比如说人在什么岁数情况下，患某种疾病的概率；另一类则是无法计算概率的不确定型，比如说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有多大，谁也不知道。这种不确定型叫Ambiguity，而关于这类问题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王坦饶有兴致、深入浅出地讲解道。

王坦举例解释，有一个现象叫homebias，就是大多数人把自己的钱基本只投资于自己的国家，“像美国这么富有的国家，它的钱基本上投在自己国家，日本的财富95%也投在自己国家，日本和美国这两个体制方面都很接近的国家，为什么日本人不把自己资产投到美国去？尤其在日本经济这么糟糕的情况下。而美国即使在日本经济非常好的时候，也没有很多人投，其中有个解释方法就用到Ambiguity理论。因为你在自己国家生活，你对自己东西会了解很多，在别人国家的东西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了这么多不可计算概率的不确定型后，人们往往认为投自己国家这类风险会小一些。”

探究经济现象背后奥秘2005年4月正式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试点，被视为中国资本市场一项重要的制度改革，政府将以前不可以上市流通的国有股（还包括其他各种形式不能流通的股票）拿到市场上流通，这种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股权分置状况，为中国内地证券市场所独有。早前，王坦针对决定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补偿比例的因素做了分析和研究。“我研究的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当时对价是怎么决定的。”他介绍说。

“我们发现用流通性解释中国的问题不见得是最好的方法，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可能要重新做一个模型，我们就从中国的历史背景考虑到它是一个真正非流通股，当它要解禁流通的话，是一个政府的决策，一旦进入决策，其对价应该根据金融理论来决定，而事实上，包括决定对价都可以说是一个政府行为，我们据此重新构建了一个模型。”王坦表示。

都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然而这似乎并不能解释中国市场近年来的表现，面对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依旧可圈可点的中国经济数据与在世界上排名倒数第一的中国股市尴尬境地，很多人将其归咎于中国市场的畸形。对此，王坦指出，其实经济很多规律是全球相通的，中国的畸形并不是市场真正的畸形，而是因为它的一些机制和游戏规则不一样。“如果你真正想弄懂中国经济的话，你就要通过这些扭曲的现象找到它的机制是什么，如果你真懂这个，那你就真懂中国经济。”

当下，在世界经济低迷的环境下中国经济正经历关键时期，金融体制改革蓄势待发，王坦也和不少专家和学者一样密切关注着市场的变化和所隐藏的风险，“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金融机构的改革，中国现在有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银行，还有券商、信托和保险公司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特殊机制和历史背景所造成的。而根据中国的背景，这些金融机构的机制应该怎么去运转？如何调整？怎样适应市场化？这些都值得关注。”王坦指出。

王坦还透露，目前他对中国的影子银行产生了研究兴趣，他希望通过研究可以解答中国的影子银行到底在哪？其风险管理机制究竟如何？他强调，美国的金融体系也是因其特殊的机制和历史背景所形成的，所以中国的金融改革不能只是机械照搬别人，理顺自身机制尤为重要。

王坦：钻研资产定价二十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