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由中国金融研究院发起主办的“首席经济 学家研讨会”在达通广场505会议室举行，本次研讨会就“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为主题展开激辩。我院特聘教授、多伦多 大学经济学教授朱晓冬在研讨会上指出，未来二十年中国想要保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需要靠提高生产效率。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费 方域教授主持研讨会，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申银万国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交通银行高级经理、高级宏观分析师 唐建伟以及我院刘俊教授出席研讨会并参与讨论。

朱晓冬教授首先进行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阐述，这是在他发表于 美国经济学会2012年秋季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论文《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础上展开的。 他分析说，在中国1978年至2007年的总生产率增长的来源中，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1.5个百分点，但随着农业 在GDP中占比的逐渐减小，其对中国未来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将逐渐减少。非国有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2.27个百分点， 这个增长源将继续推动中国未来生产率的增长。国有部门1998年经历了结构重组后，其生产率也开始快速提升。

朱晓冬教授强调，中国经济增长不是靠投资拉动，人口红利比投资拉动因素 要重要一些，但是仍然不是主要因素，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大幅度下降，下降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了，人口红利变得很小，最主 要是效率增加。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有后发优势。未来二十年中国 想要保持这种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需要靠提高生产效率，而要提高生产效率仍然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

“经 过3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生产率还存在资源配置扭曲等诸多技术上的问题，中国的生产率还只是美国的13%”，朱晓冬教授称： “中国提高生产率还有很大空间，未来中国保持高速增长同样依赖于生产率的提高”。他认为，中国在提升生产率方面要发挥 “后发优势”，就需要深化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以及金融、能源、交通、医疗、教育等关键服务业和上流行业的改革。

朱晓冬教授新颖的观点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在场的专家和媒体的关注，尽管不少与会嘉宾仍然认为中国经济是由投资促动的，不过他们对 “提高生产率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这一观点均表赞同。

李迅雷认为，一开始全要素生产率是下 降，但是由于要素价格得到纠正之后，使它配置更高合理。比如对钢铁的投入，对化工的投入，因为这都形成了产能过剩，但是利率市场化 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投了，所以整个投资效率应该还有一个上升的过程。

李慧勇表示，经济制约的困境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困境就是中国的市场改革。大量的产能不可能瞬间肃清，必须要找地方 消化。第二，无论是新型城镇化或者是还旧账，最直观就是刚才土地和信贷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学界有争论，还是要正视国有和非国有， 以及广泛存在的经济诊断和行政垄断对效率的损失问题。

他还指出，中国制度改革空间非常大，无论是后发优势，还是解决历来的问题，需要解决三个方面最要紧的问题。第一，市场主要靠广义的 收入分配改革，真正广义的收入分配改革有一个最佳的分配比例，问题在于各种要素所有者没有真正做到公平的享受我们经济发展成果。第 二，肯定要进一步金融市场化，就是解决钱的问题。第三，改革更多是放松管制

唐建伟则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比较好 的手段，能够从效率方面提升整个经济增长质量。改革的一些方向主要从供给方面释放要素生产率，现在中国资金市场没有市场化，利率市 场化也没有完全实现，从供给角度来看要素市场化未来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