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和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因对“宏观经济因果关系上的实证研究”的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当年诺奖委员会所引述的三篇论文中都出现了同一个中国人名字——查涛，他是西姆斯的高足，也是萨金特的论文合著者。

查涛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经济学特聘教授、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以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2013年领衔在高金创建宏观金融研究中心，旨在参照国际标准构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宏观金融理论和模型，为中国经济和金融改革提供数据和框架支持。

在中国，由于研究数据和理论框架的缺失，宏观金融领域研究尚处起步，而查涛正力图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公派”留学的精英学子

查涛是中国恢复高考后78届第二批考生，尚未念完高中的他一举考上了成都科技大学（现四川大学）数学系，19岁本科毕业后，查涛进入西南财经大学攻读统计学硕士学位。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播种人”邹至庄牵线搭桥下，福特基金会每年资助6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在全国重点高校中选拔佼佼者，选拔考试由邹至庄亲自出卷，凭借优异的成绩和对经济学与日俱增的兴趣，查涛“金榜题名”自此踏上了美国求学之路，而经济学殿堂的大门也正式向他敞开。

1988年，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学获得硕士学位后，经由一位计量经济学教授的推荐，查涛有幸师从向量自回归模型（简称VAR模型）的奠基者、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专业念博士。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创立了名为向量自回归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如何受到经济政策的临时性改变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包括例如央行加息对经济的影响等诸多重要问题。作为西姆斯的得意门生之一，查涛也一直深耕于这一领域的探索和研究。

“我这一生的成长与西姆斯教授的关心和学术上所给予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能找到像他那么好的导师真的很幸运。”查涛感叹，而西姆斯在学术和教学上的严谨也令他深受启迪、获益匪浅。西姆斯曾经因为一篇论文修改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和标准，拒绝了在经济学期刊全球排名第一的学术杂志Econometrica发表机会，在他眼中自己对于研究的严苛标准比荣誉更为重要，那次经历也令查涛印象深刻、引以为鉴。

宏观经济学界的华人骄傲

查涛的研究覆盖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中国经济和计量经济学领域，他在Econometrica,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40余篇论文。查涛还先后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研项目奖励和欧洲中央银行Wim Duisenberg研究基金，他在宏观经济模型上的研究和学术贡献足以成为华人在经济学界的骄傲。

2006年，查涛与导师西姆斯所合作的论文“Does Monetary Policy Generate Recessions?”在Macroeconomic Dynamics发表，文章运用VAR模型研究发现，美国的经济政策非常不错，政策变化也不是很大所以经济的大波动并不是货币政策的变化所主导的，而可能受其他部门变化的影响。

同年，查涛与托马斯·萨金特、诺亚·威廉姆斯合作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论文“Shocks and Government Beliefs: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Inflation”，却用贝叶斯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算法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研究发现，实际上美国的经济政策还是不断变化的，这个变化是因为经济政策的不断革新，从而产生较大的经济效果。

尽管两篇论文的结论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然而2011年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和托马斯·萨金特却因此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称：“2011年的（经济学奖）得主在解决有关经济政策与各种宏观经济变量——诸如GDP、通货膨胀、就业与投资等之间因果关系的问题上，研究出了方法。”而作为这两位获奖泰斗的合作者，查涛所参与合著的论文也被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所引述。

2012年7月，应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会刊、经济学和金融学最重要的综合性期刊之一——Econometrica主编Lars Peter Hansen的邀请，查涛开始担任该杂志的副主编，他也是继白聚山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华人经济学家。

Econometrica被学界视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和生长地，全球不少经济学家都曾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众多开创性的文章。对于这段经历，查涛感到荣幸之至的同时也深感责任的重大，为此他在做好自身研究工作之余，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贡献在了审阅和修改期刊论文之上，在他看来，能让更多高质量、有深度且具实证应用价值的研究论文得以发表，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为推动经济和金融界的发展出一份力。

出席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学术研讨会

领衔宏观金融研究中心

旅居美国近三十年的查涛，现任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并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同时担任经济波动与增长，以及货币经济两个重要项目的研究员，此外他还多次受欧洲中央银行之邀发表演讲。感慨于成立仅六年多的年轻学院在教学和研究的科学性、可靠性和严谨性上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在查涛眼中，高金在中国的金融教育界独树一帜，为此他以经济学特聘教授的身份加盟学院。

每次回国开展课题研究或参加研讨会，查涛都会抽时间与学员进行学术切磋和交流，并和他们分享国际最前沿的研究课题和趋势。

2013年，在高金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张春的力邀之下，查涛一同领衔创建了宏观金融研究中心，凭借他们在相关领域的独到建树和号召，中心很快汇聚了克里斯托弗·西姆斯、高金金融学教授刘俊以及美国西北大学经济系教授劳伦斯·克里斯蒂亚诺等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研究领域国际一流的学者担任学术顾问。

“现在中国的金融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金融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宏观的问题，比如银行贷款、股票市场，这些都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所以说不光是一个简单的企业或市场的问题，而是整个宏观政策的问题，只有把宏观经济与金融结合起来才能把中国的金融或者经济了解得更透彻。” 查涛表示。

熟稔国际上宏观经济金融研究的标准和方法，同时也密切关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查涛深知，中国的金融和宏观经济具备自身的特色，与其他国家并不一样，照搬国外的理论模型和框架是行不通的，必须在整理和调整宏观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结构性宏观模型。

近年来，中国所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饱受质疑和诟病，国内现有可供研究并且获得市场公认的系统化数据也相当匮乏，这些都是掣肘中国宏观金融研究的挑战和难题，对此，严谨治学的查涛并不畏惧，也并没有因噎废食，而是带领研究团队开创性地以现有公开宏观数据为基础，务实地以国际化的标准进行系统整理、调整和分析，以期寻找出华丽增长数据表相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规律和真相。因为他明白，当下的中国经济和金融要改革和转型，如果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和理论框架的支持，如何转变或者转变之后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就无法估量。

而依靠中心成员在宏观金融领域的学术影响力，2014年3月，中心首次举办“经济周期与宏观金融国际研讨会”，其规格之高实属罕见——加拿大央行副行长John Murray，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行长James Bullard、美联储芝加哥分行行长Charlie Evans、美联储亚特兰大分行高级副行长Dave Altig，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等各国央行高级官员和经济学家，以及来自美国西北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众多中美一流学府的顶尖学者悉数到场。同年，中心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签署了五年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学术课题研究和交流探讨为监管层和决策层提供政策建议和智库支持。

目前，创建两年多的中心已在宏观数据方面针对中国的部分产出数据，如GDP、CPI、进出口贸易、投资、消费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而在数据整理统计的基础上，中心也已经开始运用和搭建贝叶斯VAR模型展开宏观经济预测，该模型可以抓住了中国宏观数据的动态特征，并根据今后政府宏观政策做counter-factual的预测。

用典型事实“预言”中国经济

2015年，查涛与张春等学者合作的研究论文“Trend and Cycles in China’s Macroeconomy”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宏观年鉴（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上发表，通过一系列宏观数据的研究和分析，他们发现了中国经济趋势性和周期性的一些典型事实，即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投资和消费的的相关性很弱甚至是负的；投资和劳动收入的相关性很弱甚至是负的；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的相关性是负的。

在西方绝大多数理论里，投资和消费、投资和劳动者收入都是正相关的，因此，这些事实很难用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模型来解释。于是，他们在论文中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模型。简言之，造成这些事实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落后，中国企业过度地依赖商业银行的债权融资，这让有重资产做抵押的重工业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从而造成了投资过多地进入重资产的企业，使得轻资产的企业（往往是偏消费品的、服务性的、小微的、创新型的、和运用更多人力资本的企业）很难获得资金，发展较慢，同时也造成了劳动者收入比重的下降。而且，劳动者收入下降和消费不足是相辅相成的。

他们继而得出，要解决中国经济里一些很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例如投资过高、消费不足、创新企业少、收入差距加大等等，就必须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中国需要做两件事，首先中国的金融体系需要为各种企业开拓更多的融资渠道、产品和市场，摆脱对商业银行融资过度的依赖，不仅为国有企业和有重资产做抵押的企业服务，也让轻资产企业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第二，中国的金融机构要学习和研究更先进的风险评估和控制的方法，例如利用大数据产生的大量新信息来评估和控制风险，以便更好地为依赖人力资本的企业、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提供融资和其他金融服务。

而从2015年前三个季度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看，中国GDP增速在6.9%，实现了7.0%左右的预期目标，这一增速相当于世界增速3.1%的两倍之多，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在30%左右。对此，根据宏观金融研究中心的预测模型来看，查涛认为，未来三年中国GDP增速在6%左右，随着投资不断地减少，中国经济会有所降温，不过，在金融改革的背景下，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和消费在GDP占比中会不断上升，这会成为一条健康和正常的经济转型路径。

中国的改革影响着世界

北京时间12月17日凌晨，美联储“十年磨一剑”终加息，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同时美联储表示将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支持就业市场进一步改善以及让通胀向目标值迈进。

困扰了全球市场的加息“靴子”终落定，美国也告别了负利率时代，而围绕负利率下经济形态的学术新课题研究从未停歇，负利率是否是一个刺激经济的良策？如果不是，我们该拿什么货币政策提振经济？对于这些问题，包括查涛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关注、研究和争论，但却尚未找到最佳的模型和结论来回答。“比如说日本经济，利率降至零之后又上升反复经历了几回，经济增长也未见成效，美国经济接着会怎么走，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但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解答。”他坦言。

查涛认为，宏观金融研究的重要和魅力就在于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而当下要研究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还必须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全球市场之所以关注美国加息与否就是因为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和反应也必须加以关注和研究。